1967年5月，汪东兴受毛泽东委托看望邓小平，转达毛泽东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有事可给毛主席写信。邓小平表示要当面谈，说大字报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一天深夜，毛泽东派机要秘书徐业夫接邓小平到住处谈话。邓小平谈到1931年离开红7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表示接受毛主席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的批评。又问如有事向毛主席汇报，找谁？毛泽东说可找汪东兴，也可直接给他本人写信。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在上海。有一次他找汪东兴谈话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有三个区别，第一刘少奇有历史问题，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第二邓小平有战功，刘少奇没有战功。第三刘少奇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邓小平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把邓小平安置在中央办公厅搞点秘书工作，你看怎么样？”汪东兴说：“杨尚昆、童小鹏等人的问题还未解决，邓小平放在中央办公厅不合适。”毛泽东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
1968年10月12日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商议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说：邓小平可以做点工作。文化大革命该不该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有个问题可以讲讲，十一中全会是正确的，还是基本正确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你们说没有问题，我看是有问题的，十一中全会的决定，文化大革命该不该搞？
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十二次全体会议开幕式。毛泽东讲话，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说还不错，也有人说不见得。一、究竟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也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敌人清楚，就那么几个，秋风扫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就差不多了。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是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抗战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林彪、周恩来等开会，商议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的事情。最后毛泽东说：大家要开除邓小平，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总要使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我这个人的思想有点保守，不合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1969年5月3日，邓小平通过汪东兴转给毛泽东信：“九大开过了，不知是否已到处理我的问题的时候，对此我完全静候党的决定。”毛泽东批示：林周及在京的政治局各同志阅。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后，对家人说了八个字：“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1971年11月8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并揭发了林彪的五个问题。同时邓小平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后退休。”信中还请毛主席帮助安排自己的几个孩子。毛泽东看后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毛泽东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东兴）办一下。”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在陈毅遗像前三鞠躬，并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谈话时，毛泽东还提到邓小平，并且把邓小平和时任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为刘、邓，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4月下旬，邓小平女儿毛毛送奶奶到天津后，回江西路过北京时，王震郑重对她说：“毛主席说你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并要她赶快回江西，把这些告诉她爸爸。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在江西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叛乱罪行报告的传达后，立即致信毛泽东。信中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他在对林彪集团进一步揭发、批判后，对自己的“错误”也作了检查。信中最后提出了工作要求。他写道：“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毛泽东于8月14日阅看这封信后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引者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在批示中，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然而毛泽东没有直接提出重新起用邓小平的意见。8月15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批告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信的批示内容。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给纪登奎、汪东兴写信，特别提出：“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强调“主席曾提过几次”。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致信周恩来，提出邓小平同志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阅信后批示：“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在周恩来建议后，毛泽东终于下决心起用邓小平，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3年2月，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近期返回北京的通知。同时，周恩来让汪东兴为邓小平安排好回京后的住所，并要他通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复职问题。
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并附信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信中提出：“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会议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信中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立即告汪东兴，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和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征求对有关内容的意见。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这时，周恩来已重病缠身。就在这个《决定》发出的当天，他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
意见，他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病情发展情况，为防止进一步恶化，提出检查治疗的具体方案，并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病假两周。会上，他还对他在病假期间的党、政、
军方面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第二天，他将会议决定的事项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
博主推荐阅读下面文章: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