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中旬红四军在大柏地打了翻身仗之后，形势逐渐好转，穿插赣南、闽西游刃有余。这时内部的矛盾开始由隐渐显，由比较平和的讨论发展到带有情绪化的激烈争论。
三个因素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促使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之间的不同意见越来越公开化，主要有三个因素。
一是红四军在4月接到中央“二月来信”。该信根据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的发言，对革命形势的好转作了悲观估计，提出朱、毛离开部队和队伍分散游击，以缩小打击目标的主张。这使原来提出“分兵”意见的同志感到符合中央精神。应当指出，中央“二月来信”提出红四军分散游击的意见是错误的，随后中央来信已承认这个错误，但当时持“分兵”意见的同志没认识到这个错误。中央改正的意见几乎是在半年之后了，这使双方的争论持续了相当时间。
二是5月初中央派来的刘安恭没起好作用。他是四川人，早年进入云南讲武堂，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并在比利时加入共产国际，成为旅欧留学的早期党员之一。回国后，又与朱德、陈毅一起在四川军阀杨森部队中任职，策动杨森响应广东革命军北伐。1927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回国后，即由中共中央派他来红四军工作。由于他是从苏联回来，又是中央派来的，不仅在军事理论上能说一套，而且还有一定指挥才能，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接替毛泽东所兼此职。红军二次入闽，在5月下旬攻克龙岩后，鉴于地方工作繁忙起来，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任命他兼临时军委书记，使毛泽东更能集中精力处理军队和地方的重大问题。但是，他担任此职后，不作调查研究去了解苏区情况和红军特点，而是照搬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削弱了军队中党的领导作用。毛泽东提议成立临时军委的初衷，是为了协助前委加强军队建设，而刘安恭上任后第一把火，指向前委，直烧毛泽东。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竟然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这个决定首先违背组织原则，军委是下级机关，前委是上级机关，哪有下级机关来限制上级领导机关的道理。再从这个决定的实质看，如果前委只讨论作战行动方针，不能管其他，那前委就无法领导全面工作，这违背中央对前委工作职能的要求，等于取消前委领导。对于刘安恭的这个决定，毛泽东很恼火，认为这是在与前委分权；政工干部也不赞成，认为刘安恭有野心。刘安恭利用传达中央“二月来信”之机，播弄是非，散布领导人分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在军中制造思想混乱。
三是林彪的信激化了矛盾。6月上旬，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就是否重设军委问题讲了个人意见，有的看法还是有见地的，但是在信中对朱德进行了非实事求是的指责，说现在四军里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派别，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许多党员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他还用了“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为”、“无耻的阴谋”等超出党内正常批评的语言，攻击直接提拔他的朱德。这对已经开始表面化的毛、朱间的不同意见起了火上浇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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