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建招生：“权贵”瓜分名校名额（图）

北京共建招生：“权贵”瓜分名校名额
内幕调查来源：中国经营报作者：孟庆伟，毛佳楠

　　 9月，小学生们又要开学了。对于那些即将幼升小、小升初的孩子们来说，现在他们将要奔赴的新校园应该已经落定。家长们为自己的子女能进入理想的中小学各显神通的努力也胜负已分。在大城市，每年都在进行的择校竞争中有一种特殊的择校方式并不被外界所了解，它就是“共建”。尤其在北京，中央各部委机关单位、大型央企等往往都和很多“牛校”之间存在共建合作关系，那些“牛校”提供一定的招生名额，而共建单位则会用各种不同的利益作为交换。由于只有具备一定权力和地位的机构才会有资格和“牛校”共建，因此相比单纯的择校费现象，其显得更加不公平，更加阶层化。而多年的教育改革历程中，由于自身利益所在，共建现象一直没有进入改革决策者的视野，且愈发泛滥，内中模式使人眼花缭乱，甚至这些共建单位内部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作为官本位传统的产物，中小学共建现象不应一直游离在教育改革范畴之外。
　一线调查
　北京共建招生：“权贵”刮分名校名额
　　好不容易搞定孩子幼升小，张中华(化名)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搬家了，从北京朝阳区东四环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搬到西城区月坛附近50平方米的老旧二居室。
　　并非乔迁之喜，这是张中华刚刚租来的“新家”，离孩子即将入读的小学——北京中古友谊小学只有一条街相隔。
　　“生活质量急剧下降，未来至少6年，我们一家都将在这个房子里生活。”8月20日晚，望着刚刚租来的“家”，张中华不禁感叹。
　　不过和很多家长相比，他应该是非常幸运的。张中华是某国有银行的中层干部，不用到处托关系、花大价钱，他的孩子刚刚通过单位与学校达成的共建关系，相对顺利地考取了令多少孩子羡慕的“牛校”。中古友谊小学是西城区一所重点小学。在北京，西城区集中了诸多优质教育资源。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除了他所在的这家银行，和这所学校有共建关系的还有国家发改委、外交部、港澳办、国家统计局等中央级单位。而像中古友谊小学这样与多个部委单位共建的模式，在北京的名校中普遍存在。
　　“共建实际上是一种特权，主要在幼升小、小升初阶段，可以说，因为信息不透明，共建从教改以来几乎没有受到冲击。”教育观察家、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总闻风向记者坦言，近几年，从东城、西城、海淀三个择校热门区的情况看，通过共建这个渠道入学的学生比例几乎占到当年全部入学人数的10%。
争取名额
　　所谓中小学“共建”，是指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满足员工子女入学，通过单位赞助钱或物的方式，与知名中小学建立“共建”关系，获取入学名额，使双方“互惠互利”。
　　“名额越来越少了，今年我们单位差不多只有一半员工的孩子能够通过共建被录取。”张中华所在的银行是一家大型国有银行，与7所小学有共建关系，其中6所在西城，包括黄城根小学、实　　验二小、奋斗小学、中古友谊小学、复兴门外一小、宏庙小学，另一所为海淀区的海淀实验小学。
　　在很多家长眼里，黄城根小学、实验二小、中古友谊小学都是“牛校”，尤其是实验二小，是多少家长削尖了脑袋也未必能挤得进去的名校。
　　和张中华所在的单位一样，在西城区最繁华路段的金融街上，不少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都有共建学校。
　　由于幼升小适龄儿童的增加，张中华所在单位今年需要升小学的职工子女有80多人，但是7所学校提供的共建名额只有不到40个，这意味着，共建名额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前几年共建名额基本能满足需要，差不多的都能被录取。”张中华说，名额紧张一方面是因为适龄儿童激增，另一方面是共建校压缩了名额。
　　今年春节后，张中华单位的工会就开始通知员工报名。“为了保险，7所学校我们都报了名。”
　　实际上，在正式到工会处报名前，张中华和妻子纠结了很久：是划片就近入学，还是走共建?张中华和妻子的户口一个在西城，一个在朝阳，但无论哪一个，片内学校都不是重点。而且今年北京市要求幼升小报名采用网络信息采集，在一个区审核通过后，就不能在其他区报名。
　　“有共建这个渠道，家长都希望孩子能有更好的机会。”于是，张中华和妻子毅然放弃了划片入学。“这意味着要冒很大风险，如果共建不成，划片的机会也没有了。”
　　从今年5月20日去第一所学校考试开始，张中华一家就进入了“全力应战”状态。考试一个接一个，落榜的“噩耗”也接踵而至。“差不多每10天就会接到一个落榜通知，那段时间我和爱人都特别焦虑，甚至开始怀疑孩子的能力。”张中华说。
　　考试主要是单位内部的竞争，在他看来，录取与否孩子的成绩很关键，和家长的职务关系并不大。“和我同一个级别的同事家孩子最后去了黄城根小学，说明不是职务越高，录取的学校越好，竞争还是很公平的。”张中华说。
　　有了第一个学校的失败教训，张中华和妻子开始用心做准备，提前辅导。直到7月初，孩子终于被中古友谊小学录取。几日前，他将3万元共建费交到单位工会处，工会开具了收据，他和妻子悬着的一颗心才终于落地。
　　今年中古友谊小学在他所在的单位共招收了3名学生，张中华觉得自己特别幸运。不过，为了方便接送孩子，他也做出了一个迫不得已的决定：在小学附近租了一套学区房。
　　8月20日，张中华用一天时间把家从朝阳区东四环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搬到了西城区月坛附近的50平方米的老旧二居室内。
　　“生活质量急剧下降，未来至少6年，我们一家都将在这个房子里生活。为了孩子，没有办法。”张中华感慨万千，以前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租金也就4000多元，而这套小太多的学区房房租却高达5000多元。
　　8月29日，孩子就要开学了，也许还面临着分班。回首这大半年的幼升小经历，张中华觉得特别“曲折”“辛苦”。“在家门口上学当然好，为了这个学校，现在举家搬迁，生活质量下降，值不值得现在还不好说，但有共建这个机会还是不愿意放弃。”
    利益共谋
　　和张中华的感受一样，今年以来，很多家长在各大教育论坛中抱怨，今年单位共建校给的名额有所减少。
　　不过闻风告诉记者，实际上名额减少的是大共建，小共建仍然没有压缩。所谓小共建，就是一些强势单位与学校共建，没有名额限制，基本上可以100%录取。比如国务院所属部委、解放军四总部，以及央企里的垄断企业。而一些弱势单位，因为共建校给的名额较少，往往需要通过考试来进行筛选，这也叫大共建。
　　在北京，国家部委与知名中小学共建有着不短的历史，以外交部为例，其共建单位有史家胡同小学、北京二中、中古友谊小学等诸多名校。其中，外交部从1997年开始与北京二中共建，至今已有16年历史。北京二中是北京高中示范校，堪称东城区最好的中学，今年3月，英国足球明星大卫·贝克汉姆曾访问该校。
　　2007年4月，时任外交部部长的李肇星就曾在外交部与北京二中联合举办的“共建杯”乒乓球比赛中称，“感谢二中多年来为外交部员工解决子女入学问题做出的贡献”。
　　北京二中官方数据显示，仅截至2007年，共建10年中，从二中毕业的外交部子弟就多达千余人。而共建多年来，外交部在物力、财力多方面也给予北京二中不少支持，“促进了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和教育教学工作的提升”。
　　与外交部共建的另一所名校是史家胡同小学，这也是家长们公认的共建“牛校”之一。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包括外交部、中石油、中石化、北京外企服务有限公司(FESCO)等在内的6个部委、近10个大公司参与史家胡同小学共建。
　　不过，据史家胡同小学一位教师透露，因为名额有限，“小学生入学很难，也很严，很多方面都在关注共建问题，每年到招生的时候，我们校长都很头疼，一个共建单位也就两三个、三五个名额，即使是外交部，也不能都收。”该老师坦言。
　　能与学校建立共建的，还不只国家部委、大型垄断企业。
　　专家们表示，要想清楚地了解整个北京名校的共建情况是很困难的。一些知名学校的共建单位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而一些强势的国家机关，一般也与多个名校共建。
　　比如，记者从学校和共建单位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北京四中的共建单位有北大医院、总参等，实验二小有新华社、中国银行等，黄城根小学有北大医院、解放军出版社等。
　　北京府学小学是东城区的一所重点小学。该校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协和医院、部分北京市委市府部门都是该校的共建单位，且都要考试，共建费7万~10万元不等。不过这笔钱并不直接交给学校，而是由区教委设立捐资助学办公室。
　　该老师坦言，学校每年招收新生大约400人，但片内学生就300多，所以实际上，择校、共建生的比例并不多。不过她表示，由于今年东城区要求不允许收共建生，所以学校今年没有共建生名额。
　　“共建使得校长既是商人、外交家，又是教育工作者，校长是一个多面人物。”闻风说。多位老师告诉记者，有些共建名额的确定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的。
　　上述府学小学的老师向记者坦言，走共建的难度很大。“直接找校长也是肯定不行的，如果你认识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兴许可以。我任教几十年了，我孩子的孩子要在我们学校上学，校长都做不了主。”
　　虽然共建费数额根据学校之间的差别有所不同，但是共建单位给予学校的回报并不都是共建费。
　　育才学校是北京高中示范校，是一所多建制学校。据记者了解，其共建单位包括空一所、友谊医院等单位。
　　每年，学校会给每个单位1~2个共建名额，如果共建单位的学生超过名额，学校就会组织考试，进行筛选。不过该校一位老师告诉记者，近两年共建学校并不收取共建费，而是共建单位通过捐赠机房、教学设备、装修装饰等方式与学校共建。
　　一位业内专家还向记者透露，对部分共建学校来说，获得政策上的便利或许是更高层面的利益交换。这位人士向记者透露，一般的学校引进一名外地教师，解决户口和编制是很难的。“但是有的名校就可以解决，这就是权力机构给予的政策。想拿到政策，这不是一般的共建单位能够做到的。”
　　而对学校所在区的政府部门来说，共建也是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政府为了引进雄厚的外国资金，在引进大的财团、金融机构入驻本区时，也会考虑对方提出的共建要求。比如位于西城区金融街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就与区内重点小学有共建关系。
    一笔糊涂账
　　共建生的规模有多大?近几年，媒体关于这个话题有不少报道，但实际的状况一直没有确凿的数据可参考。
　　记者联系了多家重点小学的校长，提出采访要求，但都被拒绝。
　　“我估计，连教委官方也没有这个数据，除了收取共建费的账户，但账户也不是共建的全部，还有一些是通过私下交易的。”一直关注学校共建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
　　2012年，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一份《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报告中披露：“以北京八中为例，共建生占录取学生比例的17%。2011年北京八中共招10个班，每班40人共计400人，其中招收共建生70人。”
　　对此，闻风表示这个数字与他自己的实际调研也是吻合的。“近几年，从东城、西城、海淀三个择校热门区的情况看，通过共建这个渠道入学的学生比例几乎占到当年全部入学人数的10%。”
　　“东城、西城、海淀是北京教育资源最丰富的三个区，海淀区区重点都有共建，而在东城、西城，普通小学也有共建，只是普通小学共建的单位有些不是太强势。”闻风说，比如学校附近的有些交通队、街道办事处会和学校共建，但这和史家小学、实验二小的共建是没法比的。
　　闻风表示，据他估计，仅在西城，包括大的金融机构在内的副部级以上单位大约有200家与学校有共建关系。
　　“前几年，名校对共建生的录取比例是很高的，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加，从2011年开始共建生的录取比例逐渐降低。为了能将共建生通过看似公平的方式选拔出来，共建生一般都要到共建的目标学校进行考试，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取。”闻风表示，2012年共建生录取比例由于人数的攀升下降较快，竞争变得较为激烈。
　　有经历过共建的家长坦言，如果单位适龄孩子大大多于共建名额，则会通过面试排序、职级排序等方法进行单位内部分配。
　　一般情况下，几乎很少有单位共建名额用不完的。因此，如果能够拿一个共建名额，往往意味着你很可能可以独占这个名额，面试也就是一个过场，如果不够硬，那你就需要参加一系列单位内部的排序。
　　在各区、各学校招生政策越来越严苛的今天，共建正成为一条“绿色通道”。“共建的复杂性比想象中复杂得多。条子生、关系生走的是共建，还是弹性共建，根本没有办法弄清楚，太复杂了。”闻风说。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虽然绝大部分单位的共建名额都不够用，但有个别单位会将用不完的名额因为各种不同原因转给部分培训机构。共建生的利益链条得以继续延伸。
　　有媒体曾报道，部分共建单位，每年需要向共建校投入的资金达上千万元。针对这个数字，记者在采访中并未得到证实。但对通过共建渠道成功进入名校读书的家长来说，投入值不值得还是个未知数。
　　“我觉得，只要能给职工带来福利，领导就愿意去做这个事。单位投多少钱，那是单位的事，为孩子值不值得，还要看6年以后孩子的成长情况。每个月5000多元的房租，还要交共建费，如果孩子还是没有学出来，那肯定不值得。”张中华说。
　　随着共建越来越隐秘，操作越来越弹性，闻风认为，共建现象的愈演愈烈使择校更加隐蔽。“共建是不透明的、弹性的。”同时，共建，尤其是小共建，降低了入学难度，招致一些家长的不满。
　　“共建实际上是一种特权的延伸，对社会诚信体系是个考验，共建、写条子、走后门，违反了社会的诚信体系。”闻风说，更重要的是，好学校中，普通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少，长此以往，将导致部分重点小学严重的阶层固化。“像死水潭一样。但是孩子成长的环境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环境，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
　　在闻风看来，北京小学校的校际差距没有那么大，上重点小学与今后是否能进重点中学没有必然关系。
　　虽然拿到了令很多人羡慕的名校“橄榄枝”，但张中华对共建现象并不完全赞同。
　　“共建与单位的实力有关，是一种隐性福利。但如果所有学校的教学质量、师资水平差不多，我费这劲干嘛呀?离家近的学校多好啊!”张中华认为，共建会加剧教育不公，但这种不公平的背后是教育资源分配本身就不公平，所以不可能带来教育公平。
　　“解决教育公平，要首先解决教育资源均衡。另外，应取消重点校、示范校的评比。”张中华说，“这相当于把学校分成三六九等，那么有钱有势的肯定要去一等啊，没钱没势的孩子只能去末等学校。那么还谈何公平啊?”张中华认为。
　特权下的蛋
　　8月22日，教育部在其官网就《中小学减负十条规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意见稿要求，严格实行免试就近入学。
　　专家认为，这是教育部重申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规定，但前提是应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否则还是难以抑制择校的“暗流涌动”。
　　近几年广遭诟病的幼升小、小升初阶段的共建入学，也是择校的一种特殊方式。
　　“不同的是，共建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用公共权力和资金来共建，而一般的择校，使用的不是公共权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
　　近几年，中小学择校热在大城市愈演愈烈，尤其是共建问题，由于涉及运用公权力为少数人谋特权，越来越引发争议。同时，也引发业界对我国目前中小学阶段招生方式改革的思考。
　　共建、择校不只是教育问题，而是权利不平等，纵向阶差在教育上的反映。“要推进教育放权改革，不去引入教育的民主发展和机制，我国教育乱象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北京特有的“共建”传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我国非常重视干部子女教育，101中学、景山学校最早就是为干部或政府官员子女上学办的学校。
　　“北京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和条件，出现共建生，逐步取消可以，一下子取消很难。”北京市教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原副主任日前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坦言。
　　储朝晖对北京的共建生模式颇有研究。 “近二十年来，北京创造出行政机构与企事业单位和中小学共建招生的模式，从个别现象发展到制度化行为，有愈演愈烈之势，每年通过这个隐秘渠道，都有众多孩子走进众人仰慕的‘牛校’。”
　　“共建”一词原本用在“军民共建”等语汇中，指双方为实现同一目标各出一份人力和财力。可如今，共建成为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满足员工子女入学的一条“隐秘通道”。所谓“共建生”就是共建学校提供学位，共建单位提供便利的互利互惠、利益交换。
　　“共建的学校是为特殊群体服务的特权学校，一般来讲，共建学校从总体数量上来说并不多，但是质量很好。而共建的单位也是拥有一定的特权和信息，为权势部门提供上学的便利。”熊丙奇说。
　　“共建”这个名词有20多年的历史，但北京的权贵学校早就存在。储朝晖告诉记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我国非常重视干部子女教育，101中学、景山学校最早就是为干部或政府官员子女上学办的学校。然而这种办学模式，在上世纪50年代受到了批评，认为教育政策应向工农开门。
　　此后，办干部子女学校名义上不存在，但招生一直在进行，这个传统也一直传下来。到1978年恢复高考，把高考作为导向，在中小学阶段共建被提出来，北师大二附中、北京四中等学校成为干部子弟就读的学校。
　　“总体来讲，共建就是用政府的公共资源和资金去为内部员工买受教育的机会。”储朝晖说。
　　近些年，随着入学难、择校热问题逐年突出，共建生问题被公众广为诟病。
　　“共建生问题的关键是一种既得利益，部委机关很多是参与教育发展决策的机构，而在决策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会朝着有利于部门利益的方向去决策。这样一来，决策成为特权参与决策，而不是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决策，所以不会取消共建。这样一来，在特权制造的既得利益，无法推动教育公平。”熊丙奇说。
　　实际上，择校问题主要出现在幼升小、小升初阶段，而共建则是择校的一种方式。熊丙奇认为，教育部此次强调免试就近入学，是重申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规定，但前提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否则结果还是会导致择校现象的“暗流涌动”。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随着共建需求激增，北京共建招生模式已经从此前的免试演变为通过考试筛选，淘汰率甚至达到50%。
　　在北京，人大附中、师大二附中、四中、黄城根小学、实验二小、中关村二小、人大附小等都是国家部委、大型国企央企争相共建的热门“牛校“。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各学校在共建生招生上，更趋向压缩招生名额，招收收益大的学生，减少招收共建生对学校的影响。
      推进教育放权改革
　　“严格地说，共建、择校不只是教育问题，而是权利不平等，纵向阶差在教育上的反映，单靠教育部门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都在体系范围内，不可能自己改变自己。”
　　储朝晖认为，共建问题的愈演愈烈，也与我国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有关。“校办产业、合作办学，都是为了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所以教育行政部门，长期以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扩大教育资源的同时，也在扩大学校之间的差距，导致整体教育资源更加不均衡，择校更加严重，学区房价格越来越高，家庭为择校支付的成本越来越高。”储朝晖说。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但由于我国GDP增长迅速、财政收入占GDP较低等多种原因，这一目标多年未实现。
　　直到今年年初，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而此前的2010年，这一数字仅为3.66%。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恰恰需要监督政府部门保证义务教育的投入，这就要改革政府部门对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国外有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定教育拨款的预算，并监督预算执行、落实，但我们国家是没有的。”熊丙奇说。
　　“严格地说，共建、择校不只是教育问题，而是权利不平等，纵向阶差在教育上的反映，单靠教育部门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都在体系范围内，不可能自己改变自己。”储朝晖说。
　　他认为，“共建生”存在的基础，也就是社会中存在的纵横壁垒，具体而言有两个：一是社会层级存在，导致纵向权利不平等;二是学校之间存在质量差异，或政府对不同学校的政策、投入存在差异，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
　　“如果学校间是平等均衡的，谁还需要掏钱‘共建’呢?如果社会上不存在特权，谁又能要人家与你‘共建’呢?往往这两个基础相互共生，权利的不平等导致校际伦理丧失，学校之间既不平等又难以均衡，共建这种形式才会愈演愈烈。”储朝晖说。
　　熊丙奇认为，教育乱象的所有核心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在行政部门，制造了特权，导致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他认为，取消特权，教育决策应该是民主决策，比如学校的发展应该由公众民主决策，而不能为少数群体服务。
　　“推进放权改革，不去引入教育的民主发展和机制，我国教育乱象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熊丙奇说。而储朝晖认为，取消共建，应该从源头上公开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改革试点。“义务教育均衡问题不解决，小学就近免试入学就不能落地。”熊丙奇说。
    北京小升初进“牛校”几大途径
　　共建生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与名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每年比例在10%以上;
　　特长生
　　分科技、文艺、体育三类，北京市各区的规定五花八门，有的区县条件多达百种，2011年东城、西城、海淀三区特长生约占11%;
　　学区房
　　“就近入学”中学的划片由所在小学决定，意味着家长须在重点小学片内买一套房;
　　择校费
　　某校小升初择校费金额50万到80万元，家长为副总裁级别的共建生赞助费20万元起;
　　占坑班
　　不少所谓“金坑”的招生，春节前就已经结束了，而点招在以往最看重的就是奥数成绩;
　　推优
　　2012年东城区的推优比例为20%，西城区为30%，海淀区为13%，三个区平均为21%。非重点校和重点校相差特别悬殊，比如，示范学校有110个推优名额，普通学校只有2个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