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瑗1907年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1925年，张锡瑗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毕业后来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当时的北京，因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倾向国民革命，直系吴佩孚的势力已被肃清,冯玉祥又邀请孙中山北上，所以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共产党在北京可以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因此北方的革命运动也迅猛开展起来。为配合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来到北京的张锡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召开，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由中共北方党组织选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张锡瑗和邓小平相识。那时，邓小平22岁，张锡瑗20岁，她活泼、爽快、性情温和,对人很好,长相则是“少有的漂亮”。当时,邓小平和张锡瑗在中山大学只是同学、同志、战友,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恋人的程度。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但邓小平学习不到一年，就因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前回国了。
1927年7月初，邓小平来到武汉，在中共中央任秘书工作，负责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的记录等。为适应工作的需要，他改名邓小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了这次对中国革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
张锡瑗于1927年秋经蒙古回国。回国后她参加领导了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在张家进行的，因此连张锡瑗当时只有8岁的小弟弟都印象很深。此次罢工后，张锡瑗到了武汉，在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老同学相遇，既惊且喜，他们这回真是并肩战斗在一起了。
不久，中共中央迁往上海，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情趣和缘分，他们相爱了。1928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瑗不到22岁。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特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都参加了，共有30多人。
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后和周恩来夫妻同住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住楼下，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妇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这三对夫妻编在一个党小组，同过组织生活，一周一次，但为了安全，地点是经常变换的，那时6个人的平均年龄也就是20刚出头，是个年轻又坚强的战斗集体。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战斗在龙潭虎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了革命大业，邓小平和张锡瑗这对年轻夫妇，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邓小平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了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后门看见前门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特科人员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杀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所房子里。巡捕发现了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我们特科的工作人员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边,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以后半年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去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组织武装起义。邓小平告别爱妻，踏上去广西的征途。
1929年至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李明瑞等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央批准七军前委名单，指定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七人组成前委，邓小平为书记。张云逸为第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委。
1930年1月，邓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工作。邓小平汇报完工作之后，才匆匆忙忙赶到张锡瑗正准备分娩的上海宝隆医院。夫妻久别重逢，虽感欣喜，但张锡瑗却难产。后来，孩子虽生下来了，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那时候虽是住在医院，但医疗条件很差。邓小平在医院极其焦虑的心情日夜陪伴着妻子，但非常不幸，几天后，张锡瑗抢救无效去世，年仅24岁。孩子生下来便放在徐冰和张晓梅家里,可能因难产的关系,没有几天,孩子也死了。
邓小平奉命匆匆赶回广西,再次取道香港时,他通过我党当时在香港的地下交通，找到正在香港建立秘密电台的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向李强询问到广西后如何与上海用无线电联络的有关事宜后，邓小平委托他代为埋葬妻子。
李强回忆说：“邓小平委托我埋葬他的夫人张锡瑗。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李强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当时党内有些同志死后，都是由他负责去埋葬的。1930年春天，李强回到上海后，承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瑗。父亲自被派到广西工作后，就离开了中央机关，改为由中央军委领导。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李强回忆说:“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的公墓。墓碑上写的是假名张周氏，立碑人也是用的假名，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当时埋葬这些同志们多用假名，罗亦农用的是毕觉，苏兆征用的是姚维常。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同志和她的妈妈，还有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我们安葬好了以后按当时的规矩进行了祭奠。
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一进城，就去查找张锡瑗的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许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罗亦农的墓地也不知下落了。还是李强的记忆力好，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当父亲和母亲两个人一起前去查看时，发现那里都被水淹了。于是父亲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的遗骨一起，两个小棺木，都放在父亲他们在上海住的房子楼下，也就是当年国民党励志社的那个房子。不久，邓小平又离开上海，率军挥戈南下，进军大西南，直到把蒋介石的最后残余赶出中华大陆。
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励志社的旧址里，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1969年，苏兆征、张锡瑗等革命烈士的遗骨，终于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说来事情也是很怪，“文化大革命”最汹涌澎湃的时期，邓小平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已经打倒，他是就根本无法顾及张锡瑗的遗体安葬。也许当时建立上海烈士陵园的人，一定不知道张锡瑗是谁，看到她和苏兆征的棺木放在一起，就一起安葬了。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张锡瑗是邓小平的妻子，那非但不会将她安葬，而且还不知要怀着多大的阶级仇恨来处置张锡瑗的遗骸以示对邓小平的彻底批判呢。
现在,上海烈士陵园已改名为龙华革命公墓。张锡瑗那块朴素简单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她在莫斯科时的唯一照片镶嵌在石碑之上。她和苏兆征、杨贤江、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详地静卧在青松翠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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