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称帝，改国号为“大明”。
大明王朝建立之后，论功行赏，这些人理所当然得到了高官厚禄。据洪武四年(1371)统计，在朱元璋的家乡人中，封国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八人。朱元璋除赏赐他们大量土地外，还颁有可以免死几次的铁券。其余在府、部、司、院中任要职者不计其数。这些人以李善长、胡惟庸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声气相通、姻亲相连、威风显赫的权势集团，人们称之为“淮西帮”。
但是，好景不长，从洪武十三年(1380)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短短的十四年中，朱元璋大开杀戒，把所有的开国元勋、文武耆旧几乎杀了个精光。“淮西帮”土崩瓦解！
大屠杀，大灭绝，冤毒惨戚，叫后世读史者拍案惊奇，欷歔不已！人们不禁要问：是杀人者本性邪恶、忘恩负义、自食其言呢，还被杀者恶贯满盈、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胡惟庸之死
第一个用来开刀的是胡惟庸。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投奔朱元璋，从最低的元帅府奏参做起，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判、太常寺少卿。洪武三年(1370)，因姻亲关系而受到李善长的提携，官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颇得朱元璋宠信，常常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
胡惟庸聪明绝顶，但并非安分守己之辈。他利用宰相高位，独揽政务。臣下的奏章，他先行拆阅，对他不利的隐匿不报；官员的生杀升黜，他也常常不经奏报而独断专行。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明史》)。
这一切，朱元璋看在眼里，不动声色。
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所作所为深为不满，向朱元璋作了汇报。胡惟庸则唆使他的喽啰反告徐达，把事情搅成一团浑水。
这一切，朱元璋也看在眼里，仍是不动声色。
有一天，胡惟庸的儿子招摇过市，坠马，死于过路的马车轮下，胡惟庸不问青红皂白，把那个马车夫杀掉解恨。事后，他心中惴惴不安，于是选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日子，准备了一套又一套的借口和说辞，向朱元璋诉说了他的失子之痛和悔恨之情。朱元璋仍是不动声色。半晌之后，才冷冷地说出了一句话：“杀人偿命。”
胡惟庸想用大量的金帛补偿死者以赎罪，得到的答复是“不许”。
胡惟庸冷汗淋漓，这才知道陷入了灭顶之灾。据《明史》记载，他纠集了几个铁杆哥们，打算铤而走险，但也因势单力薄而迁延。
洪武十二年(1379)，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入贡，胡惟庸竟隐匿不报。这件事被朱元璋察觉了，在他的追问之下，中书省把责任推给礼部，礼部则把责任推给中书省。朱元璋大怒，拘押了所有官员，穷追主事者，立贬右丞相汪广洋于广南，随后赐死。胡惟庸的好日子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斩尽杀绝的蓝玉案
不过，朱元璋仍没有放下屠刀，血腥的屠杀也没有停止。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献揭发大将军蓝玉谋反，一场新的大屠杀又拉开了序幕。
蓝玉，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之妻弟，最早隶属常遇春帐下，因作战勇敢，所向皆捷，积功至武德卫指挥使。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北元蒙古势力依然雄踞漠北，与明朝对峙。为了消除隐患，明朝边将与北元展开了长期的角逐，蓝玉便是在几次北征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洪武十一年(1378)，蓝玉因参与讨平西番而晋升为永昌侯。
洪武二十一年(1389)，蓝玉率军十五万北征，风餐露宿，进军千里，结果大获全胜，虏获元军官属三千，男女七万七千人，金银驼马不计其数。朱元璋喜不自禁，把他比做汉之卫青、唐之李靖，晋封为凉国公。
他为大明王朝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洪武后期最勇猛的将领。然而功高震主，他也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洪武二十五年(1392)，正当他踌躇满志，请征民丁，准备讨伐“百夷”之时，朱元璋突然命令他班师回朝。他到京时已是第二年二月，锦衣卫蒋献的揭发帖也应时而至。
二月初八，蓝玉上朝，被当廷收禁。次日，收监于锦衣卫，狱词云：“(蓝)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耤田举事。”(《明史》)意思是，蓝玉勾结党羽，准备在皇帝外出视察农牧生产的时候发动政变。
两日后，即二月初十，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将蓝玉处死。由蓝玉案蔓引株连的，除狱词所列侯、伯之外，还有察罕、张温等，被连坐族诛的达一万五千多人，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又特地颁布了一部《逆臣录》，照例把这些“逆臣”的罪状、供词一一公布，昭告天下。
胡、蓝两案，几乎把所有的开国元勋、功臣宿将一网打尽。而对于那些与胡、蓝两案毫不相干的重臣贵戚，朱元璋也频频出手，毫不留情。
颍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本在河南、山西一带练兵，与蓝玉了无关系，蓝玉案发后他们也被召回，既未拘捕，也未审讯。安居一年多后，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一月，傅友德被赐死。三个月后，即二十八年(1395)二月，冯胜也被无缘无故地赐死。
传说，战功第一的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也无关，但是他也没能幸免。洪武十八年(1385)，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皇上所赐，不敢不吃。徐达明知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了，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于洪武三年(1370)就告老还乡，还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了“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但他的儿子朱同却没有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欷歔不已。
这样，终洪武一朝，在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者，仅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而已。
朱元璋嗜杀之谜
枉杀功臣，历朝都有，但只有大明王朝的朱元璋创下了历史之最——杀得最多，杀得最冤，杀得最绝！
朱元璋为何如此嗜杀，如此狠毒？后世评说者做出了许多有力的推断。
有的人认为，明太祖马上得天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南征北战，都是能撑得起一方天地的角色。但他的太子皇孙都温顺柔弱，他担心一旦他百年归山，他的子孙无法控制局面。
据史载；太子朱标对朱元璋的滥杀无辜不以为然，曾多次劝谏。有一天，朱元璋把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条扔在地上，叫朱标捡起来，朱标左观右看，无处下手。朱元璋笑了，他说：“这根荆棘条不好拿吧？假如我替你将那些尖刺削光磨平，岂不是很好拿了吗？——现在我所杀的，都是将来有可能威胁到你的皇位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
可见，他的滥杀功臣，是在为大明王朝消除隐患，以确保他子孙后代皇位的安全。
有的人认为，朱元璋出身草莽，早年浪迹江湖，深知贪官污吏强取豪夺之恶，草民深受欺凌投告无门之苦。他仇视权贵，仇视压迫，仇视阴谋，他想建立一个官吏奉公守法、百姓安居乐业的清明世界。
登基前夕，战乱未定，他就任命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会同杨宪、刘基等二十人负责制定法律。他自己也“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逐条审议，然后颁布执行。洪武六年(1373)，他又派刑部尚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总计六百零六条，颁布执行。
他是一个以法治国的严厉的君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一例，还是战争时期，粮食紧张，朱元璋曾严令禁酒。大将胡大海的儿子犯酒禁，当斩。都事王恺进言：胡大海正在前线拼杀，可饶。朱元璋大怒道：“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我号令！”说罢，竟自己抽刀把他杀了。这与他冷冷地对胡惟庸说“杀人偿命”，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那些功臣勋旧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下是自己血拼出来的，他们和朱元璋共过生死患难，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那些法令条文是管束小民的，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骄恣横暴，为所欲为。史载：洪武三年，“时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洪武四年，“时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洪武六年，朱元璋敕令工部专门铸造了申戒公侯的铁榜，规定公侯人家倚势凌人、夺侵田产财物，和私托门下、隐蔽差徭的，都处斩罪。
但他们在铁榜之后，仍不收敛。如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鱼肉乡里，尝占东昌民田，御史依法提审，蓝玉竟一顿乱棍把他打走。又令家人贩购云南私盐，阻坏盐法。又如郭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杀男女五人。周德兴(与朱元璋同村)营宅第逾制，赵仲中城破遁逃，等等。
朱元璋曾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以猛、以严治国，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针，这些人触犯法令，实是罪有应得，根本不存在嗜杀或滥杀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朱元璋一生受到了太多的精神冲击，地位的卑下、处境的恶劣、战斗的艰苦、牺牲的惨烈，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太多的创伤。一旦黄袍加身，过大的落差使他有恍然若梦之感。他常常幻想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唯恐得而复失。自卑、恐惧、危机意识纠结在一起，在他的精神上形成了一种变态的被害妄想。他是一种偏执型的人格障碍者，时时犯疑心病，到处安插耳目，遍布特务网，到头来仍然是惴惴不安，心神不宁。在日益加剧的恐惧感的追迫下，经历了长期战争岁月的洪武皇帝，本能地倾向于一种较为彻底的解决办法——从肉体上消灭他想象中的潜在对手，这就是他一再地制造冤狱，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根本原因。
一人犯罪，按一家一族进行屠杀。枭示、凌迟、剥皮、抽筋，以及刷洗、抽肠、黥刺、剕、劓、阉割、挑膝盖等名目繁多的非刑折磨。从朱元璋致人于死命的方式方法的选择上看，他早已堕落成乐于用他人血污来填补自己精神空虚的虐杀狂。
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所遇到的性格类型》一文中指出，这一类的精神病患者是“被成功毁灭的人”。
焦躁，狂怒，精神失控，疑心病，恐惧，被害妄想，终日追踪着朱元璋，折磨着他，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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