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革命家生前被开过“追悼会“？
革命战争年代，每天都有许多仁人志士壮烈牺牲。人们为之痛惜的同时，往往以开追悼会的形式加以缅怀。但由于那个时代信息不畅，也有被误认为牺牲的。笔者搜集有关史料，发现有四位老一辈革命家生前被开过“追悼会”。
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生前被开过三次“追悼会”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成、李明等。1899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今渌江乡福建围村）。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同年12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中共安源煤矿支部书记、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工人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建国后曾任劳动部部长、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中共第四届至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中的1967年6月22日被迫害致死。
李立三
1922年被开了第一次“追悼会”：1921年秋，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李立三遭法国当局驱逐，被遣送回国。1922年秋，正当李立三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领导安源工人罢工的时候，意外的消息传到了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说李立三领导罢工失败，愤而谋刺军阀赵恒惕，未成被捕，惨遭腰斩。由于这个消息很符合李立三勇敢果断、敢于担风险的性格特点，中国留学生一下子就相信了。于是旅欧党团员和勤工俭学的学生集合在巴黎郊外戈隆勃·卡纳莱·浦安特街三十九号的华侨协社内，由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同志主持，为李立三开了追悼会。当年10月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第三期，还登载了用黑框圈起来的一篇题为《一个悲壮的报告》的报道文章，“郑重向平民报告这个噩耗”。不久，李立三还活着的消息又传到了法国，周恩来等同志都笑了。
1925年被开了第二次“追悼会”：1925年，李立三在上海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后，上海奉系军阀邢士廉扯下了“支持爱国运动”的面具，公然下令封闭上海总工会，指名通缉李立三等六名工人及学生领袖，明确表示可以逮捕也可以刺杀。党组织为了帮助李立三脱离险境，特将他转移至成都路的戴立夫家里。大搜捕一过，李立三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汉口。由于李立三是军阀政府的重点缉捕对象，一到汉口就走漏了消息。吴佩孚当即命令要把他捉拿归案。但折腾了好几天，却连李立三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吴佩孚一不做、二不休，雇请刺客萧剑飞去暗杀他。萧剑飞得知李立三既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土匪恶棍，而是一位出生入死为工人大众谋利益、求解放的好人，出于人性与良知，不忍心去杀害他，反而把吴佩孚的意图向他透露，使李立三安全转移。萧剑飞为了向吴佩孚交账，便编造了一个刺杀李立三的情节与谎言。吴佩孚信以为真，第二天便在多家报纸刊登出消息：“共党要犯李立三在汉毙命。”各地工人得知李立三在汉口“遇难”的消息后，纷纷举行不同形式的“追悼会”，来悼念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
1927年被开了第三次“追悼会”：1927年8月南昌起义后不久，起义军撤出南昌。南征部队经过艰苦的行军和战斗，到达江西瑞金附近。这时，担任政治保卫处处长的李立三率领政治保卫处的一部分战士走在大部队前面，调查民情，发动群众，为进攻瑞金作准备。当他们行至距离瑞金30里的壬田寺时，突然与敌军的三个团遭遇，并陷入重围，战斗进行得十分艰苦。总部闻讯立即派大部队来救援，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敌军，我军也有很大伤亡。战斗结束后，在清点队伍时，怎么也找不到李立三。周恩来派出小分队找了两三天也没找到，这时有人报告说李立三在遭遇战中牺牲了。于是在我军占领瑞金后，周恩来又一次为李立三主持召开了追悼会。正当同志们在极为悲痛之中悼念李立三时，李立三却带领几个战士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原来李立三在配合大部队消灭敌人后，就率领少数战士跟在我追击部队之后，到附近农村了解情况和发动群众去了。（建国后，周恩来在一次闲谈时曾说，李立三活着的时候，我就为他主持了两次追悼会，他一定会长寿。）
开国中将晏福生生前被开过两次“追悼会”
晏福生，原名晏国金。1904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醴陵暴动，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湘东南独立师第3团副官、红8军第17师49团政委。1935年1月，蒋介石纠集11个师约十万兵力，分六路对湘西根据地进行“围剿”。2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向红2、6军团发出反“围剿”作战的指示：“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4月，晏福生指挥49团参加了陈家寨战斗。正当晏福生指挥2营冲进寨头时，发现一股敌人突破红军阵地往西逃窜。他来不及调动部队，带着警卫员尾追而去。战斗结束后，部队撤出阵地进行总结，发现晏福生政委和他的警卫员都不见了。因派人多方寻找未果，指战员们都以为政委牺牲了，故就地为晏福生举行了“追悼会”。吴正卿团长在会上沉痛地说：“为晏福生政委默哀三分钟。”就在全团指战员万分悲痛之时，晏福生和他的警卫员扛着缴获的长枪、短枪，押着几个俘虏步入了会场。听说同志们已为他“默哀”了三分钟，晏福生风趣地说：“敌人还没有消灭，革命还没有成功，阎王爷还不忍心收咱们呢！”逗得在场同志破涕为笑。
晏福生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结束后，红二方面军放弃成县、徽县、康县等地，向天水方向突围。师政委晏福生率红16师担任前卫。当部队进至礼县罗家堡时，突然遭遇敌军两路阻击。师长张辉在激战中英勇牺牲。击退敌军后，当部队即将全部通过时，敌军又从左右两个方向压来，晏福生就指挥部队边打边撤。正在这时，敌人从侧面扫来的机枪子弹正击中晏福生右臂，顿时血流如注。警卫员把晏福生抬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简单地为他包扎了伤口，这时敌人又追了上来。在这紧急时刻，他果断地让两个警卫员带着他的武器和装有文件和密码本的公文包冲出重围。红16师于当晚到达离罗家堡30多华里的红河镇宿营时，大家才发现少了晏政委。军团政委王震得知此情，急令模范师师长刘转连带一个营的兵力立即返回罗家堡，寻找晏福生的下落。刘转连带队找遍了当天同敌人激战的每个山头和沟壑，均未见到晏福生的身影。由此，大家以为晏福生已不幸牺牲了，并向王震报告了寻找情况。红6军团军团长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同志阵亡。”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在日记中写道：“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同志牺牲。”就这样，当红6军团在胜利渡过渭河，暂时摆脱了尾追之敌后，于1936年10月7日特为晏福生举行了简朴而又隆重的追悼大会。可是后来“死而复生”的晏福生又回到了红军部队。
原来，晏福生在警卫员离开后忍着伤痛，躲过了敌人的搜查。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又忍着剧痛，艰难地来到一位老乡家里住了一夜，用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跟老乡换了一身破旧的便衣，便托着伤臂沿着原定的北上路线顽强地去追赶部队。当他赶到红河镇时，部队早已离开。随后，他又以惊人的毅力继续追赶部队。他只身一人，边要饭边赶路。敌人搜索严密，他是南方人，口音不同，白天行走不便，就夜间赶路。经过半个月的追赶，到了10月下旬，晏福生终于在通渭县境内遇到了红四方面军第31军所属的一个团。由于他当时身着便衣，拖着断臂，又无相识的人，所以该团的官兵无法确信他是红16师的政委。正当晏福生苦于无法取得他们的信任之时，第31军军长萧克来到了这个团的团部。两人此时相见，莫不感慨万端，泪如泉涌。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加上半个多月来风餐露宿，晏福生的伤口已经开始化脓。萧克看到晏福生伤势严重，立即派人把他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医院治疗。西路军渡过黄河，转战到武威地区山丹县后，晏福生由于伤口再次恶化，不得不做了截肢手术。手术后，没有痊愈的晏福生就奉命到西路军总部教导团任政委。抗日战争时期，晏福生曾任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政委、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副政委、八路军南下第2支队政委、359旅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1师政委、第四野战军47军副军长等职。
建国后，晏福生曾任湘西行政公署主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湖南军区第二政委、广州军区副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4年4月7日在广州病逝，享年80岁。
开国少将钟国楚生前曾参加过为自己举行的“追悼会”
钟国楚，1912年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农家。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兴国县龙沙区游击连支部书记、中共福建省泰宁县溪口区委书记、闽赣军区独立18团政委等职。此间他曾参加了战友们为自己举行的一次“追悼会”。
钟国楚
主力红军长征后，1935年春天的一天，钟国楚正在福建省的永春山中穿行。他在大山密林中已经走了两个昼夜，也没有找到游击队的踪迹。他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了一个上面摆了个由翠绿的松枝和野花编织的花圈的新坟包，来到近前一看，只见一块旧案块上写着：钟国楚同志之墓。钟国楚看后暗自一惊，这不是自己的名字吗？自己活生生的，难道另外还有同名同姓的人死了？钟国楚判断送葬者应该离开时间不长，就顺着痕迹追了过去，不久就在一座庙里发现同志们正在为他开追悼会。当钟国楚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参加“追悼会”的人不约而同地全愣住了。“同志们，我没死。我活着回来了。”钟国楚哽咽着，而后为缓解气氛，又开玩笑地说，“我虽然受了重伤，但到马克思那儿转了一圈，他嫌我没有完成革命工作，不收我。”活脱脱的钟国楚站在战士们面前，一时间大家惊慌得手脚无措，其中有一个战士结结巴巴地说：“钟政委，那天背你到医院，你确实……断了气，支队长那里还有你的遗书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支队长追问。“哈哈，你问我，我还要问你们呢，我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我那坟里埋的是谁呀？”见政委发问，一个战士说：“政委，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不给你建个墓心里不好受。于是就给你建了个衣冠墓，没想到你又活着回来了。”在支队长的催促下，钟国楚于是讲起了他死里逃生的经过：原来在20多天前，钟国楚带领部队在猪仔坝与国民党清剿部队进行激战，当他跃上一个山埂冲向敌人时，被飞来的子弹击中气管，血流如注。两个战士用长裤为他包扎好脖子后，赶忙将他抬往位于九洲山的红军临时医院。走到一处密林时，已经不能说话的钟国楚，示意两个战士将他放下后，从衣袋里摸出半截铅笔，在纸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我是兴国埠头人，死在福建猪仔坝。同志们要坚持战……”，“斗”字还未写出就昏了过去。两个战士跌跌撞撞把他抬到医院后，一位医生摸了摸他的鼻子，摇摇头，表示已经无力回天。两个战士顿时泪如泉涌，站在钟国楚身边久久不愿离去。医生担心两个战士追不上部队，而敌人正在围剿，情况万分危急，催促他们赶快离开，说遗体由医院负责就地安葬。因为部队被打散，两个战士在大山中转悠了20多天，才将钟国楚的遗书交到支队长手中。钟国楚其实并没有死，只是被喉头凝固的血块堵住了气管。当医院派人将他抬往后山掩埋时，走动中的颠簸，居然让钟国楚喉头的血块滑了出来，被堵的气管也重新畅通了。见钟国楚睁开了眼睛，且有微弱的气息，掩埋者赶紧把他抬回医院抢救。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钟国楚逐渐恢复了健康。虽然还没有痊愈，由于惦记着部队，钟国楚就留下一张表明去向的字条，偷偷地离开了医院，踏上了寻找游击队的艰难路程。经过两天两夜的奔波，他终于找到了游击队，但万万没有想到却在这里碰上并参加了自己的追悼会。
此后，钟国楚曾任新四军第2支队3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6师16旅旅长、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华中野战军第6师16旅旅长、第三野战军26军副军长等职。建国后曾任解放军第23军军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参谋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江苏省军区第二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4月30日在南京病逝，享年84岁。
开国少将段苏权在长征途中曾被开过一次“追悼会”
段苏权，1916年生于湖南省茶陵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6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红军黔东独立师政委等职。
段苏权
1934年10月，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2、6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准备从贵州回湘西前，任命18岁的段苏权为黔东独立师政委，和师长王光泽率800多人（有枪400多条）奉命留下打游击，掩护主力东进。同年11月25日，独立师由贵州省松桃县入四川省秀山县，进抵古镇梅江场。在行进中，段苏权率通讯班几个战士走在队伍前面，当走到梅江场中街时，突然前面隐蔽的敌人开枪向段苏权射击，一颗流弹重重地打穿了他的右脚踝骨。段苏权失去支撑，倒在街上，无法动弹。在枪林弹雨中几个战士把受伤的政委背了下去。因脚踝骨已粉碎一路流血，躺在担架上的段苏权脸色苍白如纸，痛得紧皱眉头。在这样的情况下，段苏权就让师长带领部队离开这里，自己留下在老百姓家养伤。就这样，段苏权被抬到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找到一个贫苦厚道的穷裁缝李木富。李木富见段苏权伤得这么重，动了恻隐之心，答应留下他养伤。因为感到藏在家里危险，李木富便在山上找到一个月牙形的小山洞，把段苏权藏进洞里。以后，李木富夫妇每天送点红薯稀饭、草药来，维持段苏权的生命。半个月后，段苏权拄着李木富给他做的两根拐杖踏上了凶险莫测的行乞回家之路。1935年7月17日，一路乞讨的段苏权来到湖南省攸县皇图岭车站后，被好心的茶陵老乡刘维初领到家中敷药治疗脚伤。42天后，身体基本恢复了的段苏权给茶陵县尧水乡高径村的父亲写了信。接到信的父亲马上借了十几个大洋赶到皇图岭，千恩万谢地酬谢了刘维初，把儿子接回家中。回到家乡的段苏权，一心想找红军，他知道红军去了西北。1937年9月的一天，有个叫谭毛狗的老乡从西北回来，谭毛狗当过红军，长征到了西北后，跟张学良的部队打仗被俘，当了东北军的勤务兵，现在请假回乡探亲。段苏权从他嘴里获悉很多红军的消息，心情豁然开朗。于是就直奔山西太原，并在太原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任弼时。老领导任弼时见到段苏权，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以为遇到“鬼”了，他激动地拍着三年来渺无音讯的师政委，高兴地说：“我们曾给你开过追悼会，原来你还活着啊！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已被开过“追悼会”的段苏权后来曾任中共平北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参谋长等职。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9月28日病逝，享年78岁。段苏权病逝后，时年91岁的任弼时的夫人陈宗英前来灵堂悼念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长征路上，我们已经为段苏权同志举行过一次追悼会，可他没有死，拖着打碎了的脚，一路乞讨又爬回部队，他那时就是独立师的政委了。……”(摘自党史博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