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春，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访美就是布热津斯基接见的。这次会见，邓小平给布热津斯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说：“别看邓小平身材矮小，胆识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浮沉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如果以为我们会谈中唇枪舌剑争论很激烈，那就错了。争论是有的，但总的精神是积极的，而邓关于关系正常化问题所讲的话没有像中国外长所讲的那么僵硬。虽然邓在实质上没有作什么让步，但伍德科克（时任美国驻华联络代表团团长）和我都感觉得到他的态度可能有所松动，特别是鉴于他未反驳我关于美国和台湾关系所讲的某些话。晚上吃饭时继续会谈，谈话中渐渐扯到个人。我们谈到各自的家庭。邓不断地把山珍海味往我盘子里添。我们频频互相祝酒。邓暗示他有兴趣于将来访问美国。他还神秘地说，他担任领导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时间，言外之意是想加紧推动美中关系的进程。我对他说，我希望能在华盛顿自己的家里设宴答谢他。邓微笑地接受了。”
三个孩子当家宴服务员
邓小平说话算数，几个月后，他来到布热津斯基家践约。
为了办好这次晚宴，布热津斯基一家几天来一直忙个不停。他的夫人精心选择了菜单，亲自烹制了具有浓郁美国风味的烤牛肉、蟹肉、蔬菜、水果沙拉等等。他则负责选购了满满一柜各色美酒。宴会开始前几个小时，他忽然想起中国人好喝烈性茅台酒，担心自己这一柜酒不够客人畅饮，便又急如星火地打电话到白宫，让他的部下马上再捎一些来。布热津斯基还别出心裁，让他的三个孩子——伊恩、马克和米卡充当宴会的服务员。
晚宴开始后，觥筹交错，笑语声声。酣畅之间，布热津斯基当众发表自己的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
邓小平反应很快，不置可否却又颇为自得地接过话头道：“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这话立时获得了一片赞许声。
在谈到两国关系时，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说：“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已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吧？”
邓小平呵呵一笑，随即答道：“是呀，我也遇到困难，台湾省也有人反对嘛！”对邓小平的机智，大家会意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大约1年前，由于国务卿万斯抱怨布热津斯基的一些公开言论妨碍了他有效地发挥作用，卡特总统一度降低了布热津斯基的形象，要他躲在幕后，这种情况直到布热津斯基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才有所改变。这次邓小平光临他家，分明是在公开赞扬布热津斯基对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作的贡献，这给他一家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几天后，他在办公室会见记者时，还异常激动地说：“在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惊奇。一个十亿人大国的领导人到达美国后仅两小时就到我家里赴晚宴！……我是说，这的确相当令人惊奇！”
后来，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也动情地描述了这次家宴的情形。他写道：
邓小平的访问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人情味儿。这是他第一次访问美国，他和夫人以及主要的随行官员驱车从宾馆来到我在弗吉尼亚州麦克林镇的家里吃饭。我很高兴能以家宴来招待他。我请了我的部属奥克森伯格，以及万斯、伍德科克、霍尔布鲁克（助理国务卿）等作陪。那天的家宴完全是非正式的，由我的几个孩子端菜服务。吃的是美国饭菜，喝的是上等的苏联伏特加酒，这酒是多勃雷宁（苏联驻美国大使）以前赠送给我的。我对邓小平说，我用勃列日涅夫所喜欢的佳酿向他敬酒。邓听了哈哈大笑。
可是那天晚上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一场虚惊。邓小平一行人的车子已经到了我家门前，我正走出去迎接时，起居室壁炉的烟道堵塞了，屋里顿时浓烟弥漫。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向邓及其一行表示欢迎，用双手同他们一一握手，而我的妻子穆斯卡和奥克森伯格等手忙脚乱地把几台电扇搬来放在窗旁，把烟扇出去，同时把起居室的门紧紧关上，不让烟扩散到房子的其它部分。邓小平夫妇不顾旅途劳顿，整个晚上都兴致很高。邓还表现了出众的机智。
1979年2月5日，邓小平圆满完成访美之行，回国后一直和布热津斯基保持着友好的联系。
1981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刚刚卸任的布热津斯基，并就重大的国际问题和中美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会见中，布热津斯基向邓小平转达了卸任总统卡特的良好祝愿。邓小平请布热津斯基回国后转达他对卡特和蒙代尔的问候。在会见中，邓小平还回忆了布热津斯基1978年5月访华期间的一些情形，他对布热津斯基说：“那时，你和我共同克服了最后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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