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和邓小平
1979年1月28日清晨，一行车队悄悄驶出中南海，直奔首都机场。
这天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农历的大年初一一般是不出远门的，一家老少团聚，要热热闹闹过年。但有一个人，却选择在这个时候进行一次跨越太平洋的远行。他就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中美正式建交27天后出访美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
邓小平的出访，是应此前中美建交谈判中美国总统卡特发出的邀请。选择在这一天出行，是邓小平的主意。中国人的大年初一，要说吉利话，做吉利事。有人说，这表明邓小平十分看重这次出访，他这是在为国家图个吉利。
由于当年条件所限，加之航程较长，邓小平此次起程就出现了小插曲。
按原计划，专机航线从北京起飞，经停上海，取道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最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总距离14300多公里，计划飞行16个小时。根据国际惯例，凡国家间没有建立通航关系的，应由对方派出领港人员为专机领航。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政府派出两名领港人员提前一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等候，在专机经停那里时，接上他们，直飞安克雷奇。
这天上午8时30分许，舱门关闭、舷梯撤离，飞机准备起飞。邓小平隔着舷窗，向为他送行的副总理等人挥手告别，示意大家离去。正在这时，随行的一位民航局负责人向他报告：“邓副总理，现在上海突起大雾，飞机暂时不能起飞。”邓小平眉头微微一蹙，说：“这么多的老同志送行，等久了怎么受得了（冷）啊！”
有人建议说：“能否先将飞机滑出去，等送行的首长和同志们离开后，再滑回来。”邓小平欣然赞同。
经机场指挥员同意，飞机启动，在跑道上转了一圈。当送行的人全部离开后，飞机又滑回原处。这时指挥台报告说，上海的大雾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邓小平低头看了一下手表，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美国方面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走不了，耽误了行程那怎么成啊？！”
“我们马上想办法，采取措施，争取尽快起飞。”民航负责同志说。
经空军和民航方面反复权衡，最后决定：飞机多加些油，立即起飞，直飞东京。途中必然经过上海上空，倘若上海机场天气好转，则降落上海，接上美国领港人员，飞机按原定方案飞行；如果上海天气仍旧不好，就直飞东京，在东京加油后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
9时45分，波音707专机终于从首都机场腾空而起，朝上海方向飞去。
飞机越过山东上空后，陆续收到上海方面发来的天气实况报告：大雾正在消退，能见度逐渐好转，200米，800米，1100米……“太好了！”飞行员们一个个露出笑脸。
后来虽然上海的雾气又有所加重，一个多小时后经过两次降落，专机终于安稳停靠在虹桥机场。
饭桌上一个轻松的约定
1月29日凌晨4点半（美国东部时间1月28日下午3点半）邓小平乘坐的波音707专机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机场。
此时，华盛顿正是大雪飘扬，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好兆头——“喜降瑞雪”。当邓小平满面笑容走下飞机舷梯时，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迎上前去同他紧紧握手。
邓小平在下榻的布莱尔大厦稍事休息后，便于当晚赶到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出席了他别具风味的家庭欢迎晚宴。
这次晚宴，是在几个月前布热津斯基访华期间就预订好了的。
布热津斯基，时年51岁，在卡特执政的4年间一直担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是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外事务的主要决策人和参与者，在促进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奉卡特总统之命来北京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这是布热津斯基第一次来中国。第二天下午4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布热津斯基。谈了两个多小时。
一见面，邓小平就问道：“一定很累了吧？”布热津斯基回答：“我的劲头很足呢！”他还说，在来中国之前阅读了邓小平同美国主要政治家和参议员的谈话记录。
邓小平说：“美国朋友我见得不少，中国问题不难了解，你从过去的谈话记录中可以了解我们的看法、观点、主张，直截了当。毛主席是军人，周总理是军人，我自己也是军人。”布热津斯基说：“军人说话就是痛快，我们美国人也是以说话痛快出名的。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美国人不容易理解或者美国不容易理解。”
话题马上转到中美关系正常化上面，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在同中国外长会谈时绕过去了。这时他对邓小平说，美国方面准备就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开始“积极的会谈”。卡特总统要他带话给邓小平：“我们准备认真地谈，不光是谈国际形势，也不光是谈如何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动来促进共同的目标和排除共同的危险，而且要开始更积极地谈关于我们双方当前关系的问题。”布热津斯基说，他奉命向中国确认，美国接受中国的一些条件，并再次肯定美国上届政府向中国所讲的一些意见。“我愿意把我到北京后讲过几次的那句话再重复一遍：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
邓小平说：“问题还是下不下决心。只要卡特总统下决心，我看问题是好解决的……你认为怎样才能实现关系正常化？”
布热津斯基接着做了一个长篇答复，表示美国将信守“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这条原则。但他又说，美国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即使实现了美中关系正常化，“我们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布热津斯基建议双方从下个月开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高度保密的谈判。
邓小平马上代表中国接受了这个建议，他还追加了一句：“我想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了。我们期待着卡特总统下定决心的那一天。咱们谈别的题目吧。”布热津斯基说：“我已经对您讲过，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了。”
邓小平最后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不正常化，性质不同。在经济领域或其他方面，相互受影响。谈到正常化问题，我们观点很明确，三个条件：断交、撤军、废约。这三个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一个主权问题。日本方式是我们能接受的最低方式。所谓日本方式，就是在正常化的条件下，我们同意日本同台湾之间商业、人员继续往来。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已经5年多了，这个问题差不多讨论了5年多。我们多次明确阐述了我们的立场。要中国承诺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说不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你们可以说你们的话，但作为条件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