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生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面对国民党军的无数次残酷“清剿”，项英坚定、沉着，带领红军游击队，依靠群众反“清剿”，屡屡化险为夷。反动派用重金悬赏缉拿项英，也化为泡影。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三战区顾祝同、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和国民党地方政府严令在泾（县）旌（德）太（平）一带搜查清剿流散的新四军，缉捕项英，也没能得逞。而项英同副参谋长周子昆，带领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和一批警卫人员转辗隐蔽在泾县南部山区，由螺丝坑到濂坑，再到赤坑山，逐渐聚集新四军的失散人员由三十多人到七十多人，建立了党的临时总支部，同地方党组织也取得了联系。痛定思痛，项英对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惨重损失深感内疚，一再表示突围出去后要向中央作检讨。
1941年2月底，在地方党的帮助下，项英、周子昆等在赤坑山暂时隐蔽，策划向江北突围。突围的路线经过侦察初步确定下来了，突围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已大体就绪。项英隐蔽在山上的一个小洞——蜜蜂洞里。由于洞小，晚间只能横着住四个人，除项英外，还有周子昆、黄诚（周子昆的警卫员）、刘厚总（副官）住在这里。李志高、谢忠良、项英的警卫员以及其他人员则分散隐蔽在蜜蜂洞下面的各处。3月14日凌晨，刘厚总趁项英、周子昆、黄诚熟睡之际，向他们开枪，项英、周子昆被打死，黄诚身中两枪，九死一生，幸免于难。刘厚总罪恶的手干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这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又一历史惨剧。
是刘候忠还是刘厚总
刘厚总究竟是个什么人？多年来，我一直想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但总感到掌握的档案资料有限，迄今为止只有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四件：（一）“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呈报刘厚总供称枪杀项英一案的办理经过（1941年5月12日）；（二）黄绍耿令“泾县县长”田易畴彻查刘厚总案并详细具报的电文（1941年10月28日）；（三）《宣报》（“皖南行署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办）第875号副刊《皖南绥声》所载刘厚总：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1942年7月10日）；（四）刘厚总给蒋介石的报告（1948年5月10日）。80年代初，我同唐锡强曾经直接访问了不少知情的老同志，查阅了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1980年6月下旬，到刘厚总的家乡湖南耒阳作了调查访问。这次调查访问，基本弄清了刘厚总的家世和他在当地赤卫队、游击队的活动以及他编入新四军后的情况。
在我们到湖南耒阳访问之前，新四军老同志刘奎在《红旗飘飘》第22集的回忆文章和著名党史专家胡华的论著中，都曾提到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是“刘候忠”，但是耒阳县的同志都没有注意到。而该县公安局、民政科、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办公室正在查询一个名叫刘厚总的人的下落。刘厚总，该县汇头乡曾家冲人，自1938年春随耒阳红军游击队整编到新四军开赴皖南后，曾于1939年春回家乡一次，此后杳无音讯。他家乡已没有直系亲属，知情的同时代人也大多去世。
后来，我们在县城找到了惟一的知情人，时年66岁，离休前任耒阳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的王开运。
刘厚总，1904年生。这个年份，是王开运根据刘厚总比他大10岁推断的。在曾家冲，刘姓是大姓，刘厚总的父亲是刘秀仕，秀字辈、厚字辈、德字辈往下排。“刘厚总”三个字同前述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四件档案资料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肯定，先前我们党史文章中所写的“刘候忠”，是刘厚总之误。
据调查了解，刘厚总的家庭是贫苦农民。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农会，1927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参加农民赤卫队（后改为赤色游击队），在火烧冲一带活动比较多。那时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猖獗，敌我双方的斗争极为尖锐残酷。国民党地方武装“挨户团”抓住了赤卫队便杀。赤卫队便用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曾于1928年一天夜里杀了刘姓、严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绅。随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当地反动武装力量，“围剿”游击队，仅龙塘一地就有二百余农会会员被杀害。游击队里出了一个叛徒，当了国民党军队的排副，带领挨户团一夜之间杀了刘厚总的堂哥刘厚林、堂弟刘厚定、刘厚存等五人。
因为刘厚总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总是敢打敢拚，冲锋陷阵，在耒阳是出了名的，当时当地有的群众叫他“总老爷”，也有说他是“大杀星”下凡的。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面对反革命的“围剿”，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有起有伏，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两条枪，顺利的时候曾扩大到一百多人。无论人多人少，满脑子“山大王”思想的刘厚总是要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最典型的莫过于他把抓到山上的一个地主的十四五岁的女儿“娶”为妻子的事。
1934年，经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击队，耒阳游击队编为第三大队，归耒阳县委领导，刘德总为大队长，刘厚总为大队政治委员。1934年冬，刘向明任大队政治委员，刘厚总任大队长。1935年，刘厚总参加耒阳县委，为县委委员。刘厚总对组织上先后派刘德总、刘向明来游击队担任领导心怀不满，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他们也很难同他合作共事。
是革命干部还是“山大王”
七七事变后，大敌当前，实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特委委员兼耒阳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国民党政府耒阳县县长陈必闻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成立中共耒（阳）安（仁）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厚总任组织部长。耒阳游击队先后在天门山、通水铺集中整顿，后经谢竹峰同刘厚总商议把部队开到刘的家乡——江头刘祠，整训一个月左右。王开运就是在通水铺经刘厚总指派，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随部队开赴皖南，尔后在新四军中长期在皖东参加抗战的。王开运回忆说，耒阳游击队开赴皖南集中前，刘厚总曾把一部分枪支留下来，埋藏在家乡。
1938年3月，在南昌的新四军军部派中校参谋谢忠良（此前任八路军学兵大队副大队长）前往湘南郴县、耒阳，整编下山的红军游击队。学兵队提前结业的学员王征明、欧阳琮、张南基被派随谢忠良一道工作。他们先对由周里、谷子元、李林领导的郴县游击队进行整训，告一段落后，北上耒阳同刘厚总领导的耒阳游击队在江头刘祠会师。
王征明回忆当年耒阳游击队整训的情景时说：“刘厚总是坚持耒阳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负责人，当地人多知其名。有一次我们进城宣传抗日，刘同往。耒阳人闻听刘厚总来了，便纷纷围着他看。刘身高约1米75，膀大腰粗，像貌甚丑，面孔奇黑，鼠目黄牙，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思想上有抵触。他手下一个排长暗中活动，对抗集中整编北上抗日。”
耒阳游击队整训期间，群众来访送子参军的甚多。按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是不能随意接收的，但是耒阳游击队仍然接收了一部分，部队有了较大发展。此时的刘厚总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确实惶惶然不知所措。据现存耒阳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办公室的谢竹峰回忆稿本中说：“有次国民党县长陈必闻同我们谈判，追问监狱暴动三十多人，说是我们搞的。正在谈判时，刘厚总来电话，问几个逃出来的人与我有关系的，是否接收。我说把那几个留下。”“部队开到耒阳火车站，陈必闻不同意在城内大街走，改为沿城外公路到火车站。几十里外的群众，仍赶来欢送，场面极为热烈，大快人心。刘厚总问我，可不可以喊几句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我立即说不能喊，他就不喊了。当时我内心感到刘厚总这个人头脑实在太简单了。”
谢竹峰回忆稿中还说，1938年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开赴皖南改编为新四军特务营后，5月下旬，随军部移驻土塘。刘厚总恶习未改，在土塘即犯有调戏妇女、侵犯群众利益、抓老百姓的鸡鸭烧吃等违反军纪的事发生。约在9月，刘厚总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同也在这里学习的谢竹峰不期而遇。刘在第二十四班，谢在第三十九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耒阳打游击多年、从没有离开过本乡本土、“山大王”思想甚重的刘厚总，组织性纪律性极差，难过那“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生活，一心想回老家。谢竹峰在回忆材料中，维妙维肖地勾勒出刘厚总在中央党校的表现，谢说：在中央党校学习“快结束时，碰到刘厚总，他给了我20元用。他原来在耒阳当游击大队长，名声很大，群众叫他‘总老爷’，他的确是个土皇帝，从来没有离开耒阳。现在他在外面，社会常识少，‘总老爷’的架子又放不下，文化低，说也说不过别人，他相当孤立。他见到我非常亲热，生怕离开了我，怕和我失掉了联络，其实他的住地离我只有几十丈远，每日吃过饭即到我这里玩，他非常想念家乡，实际上他是想念他的少年老婆。他恳切要求我向中央组织部请求回南方工作。”
1939年春，谢竹峰同刘厚总得到中组部的批准，挂着二等训兵的符号，佩带八路军臂章从延安坐汽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伍云甫同志。又由西安经成都、重庆、遵义、贵阳等地，到桂林新四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回到湖南。刘厚总回到耒阳后，发现“少年老婆”已奔赴延安，埋藏的枪支还在，但已不可能再拉起队伍就地打游击了，便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要求分配工作，先在教导总队短期学习，后在军部担任副官处副官。这样的工作分配，说明新四军干部部门对他的实际表现是了解的，而刘厚总在思想上更增加了对组织的不满。他在副官处管理饲养班、木工班，工作吊儿郎当，作风流里流气，满嘴粗话。当年木工班战士、离休前任繁昌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的周汉清，1980年10月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对刘厚总在副官处的表现说得很具体。周说：刘厚总当副官，副官是营一级干部（起码是副营级）。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他动摇，他怕死。对组织、对同志不满，动不动发肝火，开口骂人，骂娘，“×你娘”。有次日本飞机在云岭附近轰炸时，刘副官还在云岭街上调戏黄烟店斜对门的一位妇女。调戏妇女，他是经常的。刘副官意识不好，拉这个打那个。副官处有科长、副科长，他对我们说，不要听他们的，要听我的。
在皖南事变后的突围途中，1月14日在大康王附近，刘厚总同项英等军部领导人相遇，随即一起行动，并被留在项英身边。久经斗争考验、政治警惕性非常之高的项英，竟对刘厚总这样一个人失察，实在是他的千虑一失。据项英当年的警卫员郑德胜回忆，他曾听到项英对周子昆说过，刘厚总这个人力气大，个子高，枪法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皖南事变发生后，同项英在一起的谢忠良在《沉痛的回忆》一文（见《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专辑》一书）中说：“刘厚总当时是副官处副官，是个黑粗大汉，力气过人，枪法又准，深得项英同志的赏识。项英同志走到哪里，总是刘厚总跟着。他的最老的警卫员夏冬青同志因个子小，力气不大，枪法不准，就被疏远了。项英、周子昆就带着刘厚总、黄诚住在上面的洞里，我和李志高等二十几位同志住在下面的洞里。”
当时随项英一起行动的军部侦察排长张益平也回忆说：“刘厚总是军部副官，在1月14日傍晚突围途中，他遇见项英后便跟着项英。此人语言粗暴，太野蛮，排挤项英的警卫员。李志高、谢忠良曾提醒项英，说郑德胜、李德和是跟你多年的警卫员，应将他俩放在你跟前。但项英信任刘厚总，没有采纳李、谢意见。”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的回忆，也讲到项英如何信任刘厚总。他说：“刘厚总平常老是喜欢跟在首长后面吹吹拍拍，有一股国民党阿谀奉承的气味。可是项副军长特别宠爱他，说他办事利落，别人干不了的事他能干。在突围中，到哪里都带着他。不久前在大观山隐蔽时，刘厚总看中了一位排长的新驳壳枪，提出要用自己的旧枪去换，排长不肯，他便告诉项副军长，后来由项副军长出面，叫排长把枪换给他了。”
本来，在濂坑石牛坞村附近隐蔽，把项英、周子昆安排在山上蜜蜂洞，是经过地方党的同志精心推荐后选定的。蜜蜂洞位处接近山顶的悬崖上，三面石壁环抱，地势险要。为“人迹罕到”之地，从对付国民党军队搜查清剿考虑是比较保险的，谁能想到出内奸呢！项英、周子昆被害的具体经过，我同唐锡强曾写过一篇《项英、周子昆烈士被害经过纪实》（发表在《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一些研究工作者也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尤其是好几位直接知情的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无需再在这里复述。刘厚总开枪打死项英、周子昆（刘当时以为黄诚也被他打死）后，抢走项、周身上的“国币二万四千余元，自来水笔三枝，金表一只，钢表一只，手枪三支，赤金捌两五钱），即仓惶逃窜到泾（县）旌（德）太（平）一带。有些研究工作者据此分析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动机，是谋财害命，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同他长期以来”山大王“思想、报复心理的恶性发展，对党、对组织的极端不满也有关系。
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
此后，刘厚总的行踪、表现，我们在国民党的档案材料中，就可以了解个大概了。
4月间，国民党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各乡镇，“查获形迹可疑之人一名，当交由玉屏乡公所，饬即解送到府。”刘厚总向国民党旌德县政府供认，“副军长项英率残部四十余人，逃窜至泾县皮岭、延岭间某一石洞中，我亦随同逃窜。于本年废历二月十六日深夜，乘隙将该项英枪杀毙命。”4月28日，旌德县政府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率领部下押着刘厚总前往蜜蜂洞，搜寻尸证。在该石洞中，“检获已燃未了洋烛小半支，棋子四枚，小梳子一把，并未见有尸骸，亦别无其可疑迹象，足资证实。”“惟该石洞中，实曾有人匿居，尚堪认定。”而刘厚总指引这伙人到达蜜蜂洞，当他们分途搜索之际，乘机潜逃，翻了几座大山，到了太平县隔河里，随身携带的手枪三支，“悉放在隔河里保长处，赤金、钞票、钢表等件，悉被隔河里持枪的人检查拿去。”刘厚总又跑到泾县茂林，向“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第一担架连”连长王惠九投效，并提出四点要求：“第一点要求，同路去取枪款等件；第二点要求，去看项英的尸身；第三点要求，办理自首手续；第四点要求，为伊登报。”王惠九对他的上述要求，都未能办到，仅着人到隔河里去拿东西，又不同意刘厚总同去。“究竟东西是不是王惠九拿去，不得而知。”后来，刘厚总向国民党太平县政府投诚，国民党“太平县党部”将其移送“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皖南办事处”，由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皖南办事处”移送“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核办。1942年7月10日《宣报》副刊《皖南绥声》上刊载刘厚总署名的反动文章《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极尽咒骂、造谣侮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新四军之能事，无耻地说：“我在皖南各县居留将近一年了。事实告诉我，中央对于被俘军□（官）的宽大优□（待），真使我感激涕零”，“现在是彻底的觉悟了”，“今后愿尽我未完的生命来为国家民族忠诚地服务到底，以赎我过去的罪恶于万一。”好一副摇尾乞怜的奴才相。
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将刘厚总递解重庆，关进渣滓洞看守所。1945年10月，军统特务王仁德因违反军统纪律，也被关进渣滓洞7个月。据王仁德1972年写的材料称，刘厚总“独自一人关在楼下6号牢房。此人文化不高，与特务——上至所长濮齐伟、张少云，下至狱中看守，都搞得很熟，他在狱中亦很自由，监房的小院子都由他打扫。”“表面上看，他已没有抵触情绪，特务对他也无戒备，比有些在押特务还自由些。”1946年年底，渣滓洞看守所在押人犯全部迁往白公馆看守所。据1948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的教师任可凤回忆说：“刘厚总在狱内负责管理图书。狭小的图书室仅六、七平方米，只作借书之用，不能在室内阅览。他的一张小床也安置在内，等于独居一室。白天不上锁，刘可自由入厕或在天井走走。晚间依然加锁，与其他囚人并无二致。”
1948年春，国民党军统局决定“开释”刘厚总，并发给二千五百万元，以资返籍。刘一面“深感大德”，一面又伸手要钱。同年5月10日，向蒋介石呈上报告，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去邀“功”，说：“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励。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呈文署名刘厚总，又在括号注明“近更名为刘雄”；呈文又说：“批谕交局本部重庆看守所所长张鹄转知”。昔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反动派怀有深仇大恨，率领耒阳红军游击队敢打敢拚、英雄杀敌的“山大王”刘厚总，此时则早已成为跪倒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摇尾乞怜，只求“以延蚁命”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尿堆。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胜利进军。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覆灭，刘厚总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有材料称，11月下旬，当人民解放军攻打重庆的炮声隆隆响起之际，国民党残军狼狈逃窜，成渝公路上乱成一团，这条“蚁命”死于乱军之中。这个说法，迄今虽无确凿的材料加以证明，但是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尚属可信。刘厚总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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