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钱如粪土的毛泽东一生给谁送过礼？

毛泽东为人宽厚，素来不重钱财，一生视钱财如粪土，重仁义如千金。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曾有多次送礼的经历，表现出其常人性格的一面。

毛泽东送礼的形式不一，礼品多种多样。有大白菜，有肥皂，有布料，有补品，有熊掌，有题字，有文件，有钱，还有的是非常上档次的工艺品。毛泽东送礼的对象十分广泛，有亲属、师长、好友，有兄弟党和友好国家领导人，还有对手。送礼的方式大多是以写信或发电报的方式予以明确。这些礼品有以个人名义赠送的，有以党、国家、军队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名义送的，还有和江青一起合送的。送礼的经费来源，大多是毛泽东自己的稿费。在礼品的数量上，有多有少，品种不限，因事因人而异。

毛泽东与齐白石是湘潭同乡，两家相距45公里。一个是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一个是水墨丹青的一代宗师。在北平解放前，齐白石一直没有见过毛泽东，但从黎锦熙的介绍和推崇中，得知毛泽东的人品和学识，对这位比自己小近30岁的同乡非常敬佩。毛泽东对齐白石更是敬重有加，新中国成立前夕，曾亲笔致信，邀请齐白石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成立前夕，齐白石精心刻制了印文为“毛泽东”的朱白文印各一方，托当时接管中央美术学院的军代表、诗人艾青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这些珍贵礼物，很是感动，便派秘书田家英多次看望齐白石，并送去了一笔丰厚的润笔费，以示酬谢。1950年国庆节前夕，齐白石选出自己1941年创作的精品《苍鹰图》和1937年作的对联赠给毛泽东。这副篆书对联，其内容就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一同赠送的还有一方齐白石用了近半个世纪的心爱的青石砚。

1953年1月7日，是齐白石的90岁生日。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为齐白石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文化部还授予他人民杰出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从不允许别人为自己做寿的毛泽东在齐白石生日之后，专门派人补送了礼品，庆贺老人福寿康宁，百岁期颐。礼品有四样：一坛湖南特产茶油寒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铺特别长锋纯羊毫书画笔，还有一苗精装的东北野人参及一架鹿茸。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为了给斯大林选寿礼，12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给中共山东分局的电报，明确要求：“斯大林同志今年十二月廿一日七十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每样5000斤共2万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并要求“注意选择最好的”。

寿礼中的农产品，还有浙江的龙井茶、安徽的祁门红茶、江西的冬笋等。另外，还带了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湖南湘绣斯大林像，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和刺绣，贵州茅台酒，上海名烟、牙雕等。

据师哲回忆，选农产品作为寿礼送给斯大林，是江青先提出来的。实际上，毛泽东亲自指示选送这些礼品是有他的考虑的。

此次去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毛泽东所带的礼物是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赠送的。寿礼整整装了几车皮，毛泽东却舍不得给自己做一件像样的呢子大衣以抵御西伯利亚的严寒。

1949年12月21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剧院为斯大林举行盛大的生日庆祝仪式。毛泽东在大会上的祝词引起了与会各国共产党高级代表团的强烈反响。

毛泽东去苏联，说是去祝寿，其实是要与苏联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1950年2月14日，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中苏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那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回赠的礼物是三张条幅。每张条幅只有四个字，而且每张条幅的内容意思毫不相干。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来华访问，带给中国的礼品很厚重。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所送礼物中有一张“礼品”清单，清单中详细列出了在台湾海峡北端平潭岛附近沉没的日本“阿波丸”号战舰上巨额资财的品名和数量，还有船只沉没的准确经纬度等重要信息资料。这艘战舰是在二战时被美军击沉的，舰上运载的是日本掠夺来的大量宝石、货币、工艺品、有色金属等。

此外，尼克松还专门准备了一些私人礼物。2月25日晚，尼克松举行告别答谢宴会之后，毛泽东收到了他的四样礼品：瓷制天鹅、水晶玻璃花瓶、尼克松本人的名片和高脚酒杯。瓷制天鹅和水晶玻璃花瓶不久就上缴国库了。对尼克松送的高脚酒杯，毛泽东尤为喜爱，一直留在身边。

在尼克松回国之前，毛泽东书写了三张条幅相赠，条幅的内容分别是：“老叟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虽然尼克松在访华之前，作了精心准备，挑选阅读了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毛泽东诗词，对毛泽东诗词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研究，但当他接到毛泽东的这份特别的礼品时，左看右看，还是一头雾水，始终不明其意。后来，毛泽东在武汉对一批军队干部说：尼克松没弄懂我写的意思。

对这三张条幅，世人曾有多种猜测诠释，试图解开毛泽东赠送条幅之谜。曾写过《毛泽东传》的美国人R.特里尔曾对这三幅深奥难懂的条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老叟坐凳”中坐在凳子上的老人是帝国主义，“嫦娥奔月”中的嫦娥是人造卫星的象征，“走马观花”是指尼克松本人在中国的简短行程就像走马观花。从字面看，R.特里尔的解释好像挺有道理，但是否把毛泽东看得太简单了点，给人的感觉是否浅显和单薄了呢？

国内有人分析认为，毛泽东书赠尼克松条幅所隐喻的是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贺岳母的寿礼

战争年代，为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事业，毛泽东离开家乡，辗转各地。虽然日理万机，但他没有忘记远在湖南老家的亲人，尤其是杨开慧的母亲和家人，时刻惦记着他们，一有机会就打听他们的消息。

1949年8月４日，湖南长沙和平解放。随后，从家乡传来了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老太太健在、身体健康的消息，毛泽东非常欣慰，立即拍电报表示祝贺和问候。8月10日，毛泽东收到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来信，心情极佳，当即复信：“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

同年9月，杨昌济的留日同学朱剑凡的女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准备从北平回长沙探亲。9月11日，毛泽东委托朱仲丽看望杨开慧的母亲和哥哥杨开智夫妇，并带去书信和礼物。信中说：“托朱小姐来看你们。皮衣料一套，送给老太太。另衣料二套，送给开智夫妇。”

1950年4月，向振熙八十大寿，毛泽东派大儿子毛岸英回家乡为外婆祝寿。4月13日，毛泽东给向振熙老太太写了封祝寿信，全文如下：

向老太太尊鉴：

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

敬颂康吉！

                                                                            毛泽东          江 青

                                                                                               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贺信是毛泽东和江青共同署名的，并且“江青”二字是毛泽东亲笔写上的。

1960年，向振熙90岁。4月25日，毛泽东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写信，为老太太祝寿。信中说，老太太“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200元，烦为转致”。他并嘱杨开英：“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200元寄去，由你决定。”

1962年11月15日，毛泽东得知93岁高龄的向振熙老太太逝世，十分哀痛，给杨开智写信：“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毛泽东的亲情溢于言表。

1943年元宵节前夕，即正月十四下午，毛泽东在枣园散步，遇见了侯老汉和胡老汉，闲谈中得知两位老汉已年过六十，还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巧的是第二天就是他们的生日。经了解，枣园村年过花甲的老人共有24位。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六十花甲了，年高有德，应该给你们贺寿。毛泽东当晚就派人邀请24位老人，第二天一起过生日。

1943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五。这天下午，24位花甲老人一起来到位于枣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室。毛泽东同老人们一起吸烟、喝茶、拉家常、吃饭、喝酒，为他们集体祝寿。毛泽东给老人们敬酒，祝老人们健康长寿，并送寿礼：每人一条三道道蓝毛巾，一块肥皂。一辈子也没有做过寿的老人们接过毛泽东送的寿礼，笑得嘴都合不上了。这应当算是毛泽东送的最简朴、最实用的寿礼了。

毛泽东给很多人发过祝寿的电文、信件，有给兄弟党和友好国家领导人的，有给师长的。给在湖南师范读书时的老师徐特立的祝寿信最多，几乎每年都写。其中，最有名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写给徐特立六十寿辰的贺信，其中的内容很多人都能背出来。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致信徐特立，祝贺他60岁生日。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贺信称赞徐特立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不躲避责任；祝愿他健康长寿，“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张维，湖南浏阳人，1898年出生，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两人的交往一直延续到1975年张维去世，长达半个多世纪。1950年9月19日，毛泽东得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张维的母亲八十寿辰，特写“如日之升，如月之恒”表示庆贺。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令堂大人八十寿辰，无以为赠，写了几个字，借致庆贺之忱。”

毛泽东对宋庆龄非常尊重。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毛泽东即委托陈毅、邓小平等前往公馆探望宋庆龄。6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刚结束，毛泽东就与周恩来商议，决定派邓颖超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廖仲恺、何香凝之女廖梦醒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并于19日亲笔致信宋庆龄。

8月28日下午4时，宋庆龄由上海乘专列抵北平，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等50多人早早就来到北平车站，专程迎接宋庆龄一行。这期间，毛泽东亲自到车站接人只有两次，一次是接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还有就是这次接宋庆龄了。

新中国成立不久，王震从新疆给毛泽东送了两只熊掌，一只大一些，另一只小一些。当机要秘书高智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时，毛泽东想了想，说：把大的那个给宋庆龄送去。

1957年冬，毛泽东派人给宋庆龄送去一些大白菜。宋庆龄非常高兴，复信致谢：“承赠山东大白菜已收领。这样大的白菜是我出生后头一次看到的。十分感谢！”

毛泽东与老师黎锦熙之间的交情持续了近70年。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一班读书时，黎锦熙是学校的历史教员。之后，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根据《毛泽东早期文稿》和《毛泽东年谱》记载，现在已经发现的，从1915年11月至1920年6月间，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信件至少有7封；与黎锦熙在一起谈论的次数更多，交流涉及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从国家大事，到哲学思潮、人生观和世界观、求学方法、身体锻炼等无所不及。

抗战时期，黎锦熙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务主任。1939年，毛泽东将自己所作的《论持久战》一书寄赠黎锦熙，两人因战乱而中断了多年的关系又续上了。

1949年6月，当毛泽东得知黎锦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即去北京师范大学黎锦熙宿舍看望叙旧。同年秋天，毛泽东指定黎锦熙、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7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锦熙任文字改革协会常务理事会副主席及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作为语言文字学家，在湖南，黎锦熙与符定一齐名，很受毛泽东的敬重。在毛泽东的过问下，有关部门为黎提供了一座有工作室和书房的四合院，以便让他能够“搞研究，带徒弟”。

1953年，毛泽东派人将一些礼物赠给黎锦熙，以表达对黎的敬意。其中有：“人参果一包，阿胶四块，红参一盒，冰糖一块，麝香二支，贝母一包，虫草半斤。”

1937年，何香凝托人给毛泽东带去一份礼物：一套上好狼毫毛笔、一册画集和一本廖仲恺的诗词集《双清词草》。1937年6月25日，毛泽东收到礼物，立即挥毫复信：“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唯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

“唯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这应是毛泽东一生中赠送的最厚重的“礼物”了。不过当时应是“预赠”，但毛泽东没有食言，经过12年“多做工作”，终于建立了新中国。

回送章士钊10斤桃和杏

章士钊是湖南人，是清末民初著名政论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1919年，经杨昌济介绍，章士钊认识毛泽东。1920年6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革命运动以及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款项。毛泽东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立即答应，并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将捐得的２万元全部交给毛泽东。对于章士钊的这次帮助，毛泽东尤为感激，一直深记在心中。这样，便有了从1963年开始到1972年，每年春节毛泽东还给章士钊2000元债的故事。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章士钊曾与毛泽东沟通交谈，从内心倾向共产党，佩服毛泽东。毛泽东曾回忆说，行严老（章士钊字行严）曾将一张写有“走”字的字条私下递给他，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毛泽东心领神会。

1949年４月，国共和谈，章士钊是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成员，南京国民政府拒绝签字后，遂和张治中等一起与南京国民政府决裂，留在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晚年撰写的一部对唐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巨著。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收到《柳文指要》书稿后，给章士钊复了一封很有趣味的信：“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毛泽东送出桃子和杏子这一平常举动，加之风趣的书信用语，百姓日常生活的家长里短，一代伟人的常人心态，在不经意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覃振和毛泽东认识是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在这次会上，年长毛泽东8岁的覃振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45年9月7日中午，覃振在家中宴请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还特意邀请翦伯赞、侯外庐两位历史学家作陪。后来又与章士钊一起，以蒋介石背信弃义对待张学良为例，劝毛泽东早日离开重庆。毛泽东从重庆回延安后，很感激覃振的热情款待和关照，托林伯渠送给覃振一件黑色皮袍。覃振非常珍惜这件皮袍，把它看做是和毛泽东之间崇高友谊的象征，对亲人说：“这是一件‘红’皮袍啊！”

章士钊曾写诗称赞毛泽东与覃振的友谊：“求友每于本党外，肝胆誓同日月浮。”1947年4月18日，覃振病逝。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单独会见时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的张恨水，二人长谈两个多小时。张恨水在20世纪30年代就因创作《啼笑因缘》而风靡一时，之后又相继写出了《八十一梦》、《五子登科》等作品，影响甚大。辞别时，毛泽东将一块延安生产的灰色呢料及红枣、小米等作为礼物送给张恨水。张恨水将这块呢料做了一套中山装，每逢重大活动、集会等重要场合都穿上。后来衣服退色了，他改染成藏青色继续穿，以致20世纪50年代还闹了一场误会：一次，周恩来见了他，还以为他生活困难呢。

毛泽东送礼不在乎是否名贵，不在乎多少，也不注重形式，而重在实用。1949年，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因过度劳累病倒了。中央决定让他放下手头紧张的工作，离开工作岗位，住院治疗休养。毛泽东非常挂念任弼时的病情，6月9日，专门派人前去探望，并致函慰问：“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

毛泽东是诗人，又是书法大家，诗词写得精彩，字也写得漂亮。毛泽东喜爱古体诗词，与友人写诗和词是常有的事，也常常书录自己的诗词送人。比如，和词有：《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和郭沫若先生》、《满江红·和郭沫若先生》；赠送他人的诗词有：《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等，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这里介绍几则人们不太熟悉、不太了解的毛泽东书录诗词、短句赠送与人的故事。

1961年9月下旬，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再次来华。23日晚和24日下午，在武昌东湖宾馆，蒙哥马利两次与毛泽东长谈。24日下午5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邀请蒙哥马利游长江。蒙哥马利没有下水游泳，他在甲板上目睹了毛泽东在水中的风采。6时，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约定，下次访问中国时，两人比赛横渡长江。

蒙哥马利临行前，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折叠的宣纸。翻译解释说，这是1956年6月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写的《水调歌头·游泳》，是毛主席今天早晨起床后书写的。蒙哥马利接过礼品，惊喜地握着毛泽东的手久久不放。毛泽东亲笔写下自己的诗词，送给外国人是少见的，这是毛泽东赠给英国人的唯一一件书法作品。

据统计，毛泽东赠送墨迹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前后共赠日本友人四次。

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本客人，书写一首鲁迅的诗作，赠给黑田寿男、三岛一、安斋库治、西园寺公一等24位日本客人。书录的这首诗全文如下：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毛泽东对日本朋友说：“这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年代写的。”又怕日本友人不懂，特让郭沫若帮助翻译成日文。鲁迅的这首诗是1934年5月30日在上海书赠日本著名评论家新居格的。毛泽东书录此诗15年后，1976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白士吾夫说：“40年前，鲁迅写那首诗给日本友人，15年前，毛主席赠鲁迅的诗给日本朋友，这些，在今天都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62年9月18日，毛泽东书赠日本工人朋友的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问的。”

1963年10月7日，毛泽东书录曹操的《龟虽寿》赠给日本友人石桥湛山。该诗全文如下：“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还有一次，日中友好军人会干事代表远藤三郎（曾两次见到毛泽东）送给毛泽东一把祖上传下来的日本刀，毛泽东以一件自己的书法作品和一幅齐白石的水墨画回赠远藤三郎。

1972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杰出贡献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时，将北京图书馆珍藏的南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刊刻的《楚辞集注》（宋·朱熹）影印本作为礼物赠送给他，在中日关系史上传为佳话。

毛泽东书录墨迹赠人最多的可能要数《七律·长征》了，前后至少有4次。

1936年7月13日，斯诺到保安（今志丹县）采访毛泽东，一连谈了十几个晚上。当毛泽东讲完长征的故事后，提笔书录《七律·长征》，送给斯诺。在翻译的帮助下，斯诺当场用英文译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自己的诗词赠送给外国友人。

在延安时，毛泽东接见王安娜，谈话至深夜12点多才结束，书录《七律·长征》赠王安娜。

1949年开国大典前，朱光要去广东任职，与毛泽东话别，向毛泽东求字，毛泽东书录《七律·长征》赠朱光。

1962年4月20日，卫士长李银桥调离毛泽东身边，请毛泽东写字留念，毛泽东书录《七律·长征》赠给他。

毛泽东将这首诗多次书赠，可能是因为他十分喜爱这首诗。长征是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进行战略转移的得意之作，而《七律·长征》将革命战士的无畏勇气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达得最充分、最有力。

赠红线女《自嘲》诗句

毛泽东对鲁迅非常推崇，喜欢他的作品，爱读他的文章，也爱书写他的诗句，还多次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读点鲁迅”。到了晚年，每次练习书法，毛泽东差不多都要书写鲁迅的诗句。他说：书写鲁迅的诗句，既可以进一步理解鲁迅诗句的内容，又可以进一步了解鲁迅。平时有人请毛泽东题词或向毛泽东求字时，他也常常书录鲁迅的诗句相赠。毛泽东书录鲁迅诗句最多的是《自嘲》中的两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曾将此诗句书赠红线女。

红线女，原名邝健康，粤剧表演艺术家，抗战胜利后去香港，1955年底从香港回广州，入广东省粤剧团。1957年，毛泽东在广州观看红线女主演的《昭君出塞》，并邀其共进晚餐。毛泽东称赞红线女返回大陆是正确选择。红线女向毛泽东说，她刚回来，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好工作，请毛泽东写几个字作为座右铭。

1958年11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红线女随广东省粤剧团为全会演出。12月1日晚，演出结束后，红线女又向毛泽东求字。当夜，在住处东湖宾馆，毛泽东欣然挥笔，书录鲁迅的上述诗句，并写道：“1958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第二天，毛泽东让人转交给红线女。

毛泽东的感情世界是十分丰富和复杂的。1923年底，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刚出生一个半月，毛泽东接到中央通知，要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临行前，填写《贺新郎·别友》赠杨开慧：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51年5月24日下午，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向毛泽东献赠了哈达和礼品。礼物中有红缎锦旗一面，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字样。另有写在黄缎子上的献词一份，有镶嵌“毛主席万岁”的金盾一座，藏制长寿铜佛一尊，藏制银满扎一套。此外，还有金丝缎、藏香等西藏珍贵名产，以及20世纪初西藏抗英战士使用过的武器、弹药等。

1954年4月，毛泽东在再次收到班禅额尔德尼的来信和礼物后，回信并回赠班禅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

1954年9月27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12月25日，班禅在二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5年3月9日，毛泽东到北京畅观楼看望住在此处的班禅，并同班禅作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毛泽东说：“昨天我给达赖讲了，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们要走了，我没有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们八个字：团结、进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

给维吾尔族老汉的礼物

毛泽东一生没有去过新疆，但他与维吾尔族老农库尔班·吐鲁木亲切握手的照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库尔班·吐鲁木就是那个要赶着毛驴上北京看毛泽东的老汉，后因组织“阻挠”没有实现。去不了北京，老汉就给毛泽东写信，一写就是7封，还寄了不少新疆特产。库尔班·吐鲁木寄往北京的信件很快就有了回信。受毛泽东的委托，中央办公厅先后4次给他回信，还寄了一张毛泽东的照片。

1958年6月，和阗（1959年改为和田）专区组织优秀农业社主任、技术员和劳动模范进京参观，库尔班·吐鲁木作为劳模代表当选为参观团成员。得知喜讯，老汉高兴得合不拢嘴，立即拿出准备好的礼物：桃干、杏干、葡萄干和自家织的粗布等，装了一大布袋。6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观团。毛泽东来到参观团成员中间，与大家一一握手。当工作人员向毛泽东介绍到库尔班·吐鲁木时，毛泽东紧紧握住了库尔班的手，摄影家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派秘书看望库尔班·吐鲁木，并送给他10米绒布和他们两人前一天的合影照片。

送给乡亲的礼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亲友到北京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都很热情，亲自接待，一起拉家常、吃顿饭，但吃得比较简单，大多是四菜一汤，偶尔也加个菜。菜以炒蔬菜为主，常见的有炒茄子、炒辣椒、炒苦瓜等。主食是红糙米和小米加青菜做的二米饭等。走时，毛泽东都不会让客人空手而归，按乡下“走人家”的习俗，临走时将礼物送给客人。有的送一套衣裤，有的送一块布料，有的送一双皮鞋，有的送一床蚊帐，有的送一只皮箱，有的送半斤糖果，有的送一根手杖，有的送半条香烟，有的直接给一二百元钱。进京往返路费先由客人或当地政府垫付，随后毛泽东都给补上。1952年，毛泽东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到北京，闲谈中话及乡亲们的困难，毛泽东当即让秘书取出稿费，并购置了一些布料。因要送的人数较多，怕毛宇居记不清，毛泽东特地在毛宇居的记事本上写了一张便条，内容如下：

谭熙春贰佰万元（笔者注：旧币，贰佰万元相当于后来的200元），

邹普勋壹佰万元，

蔚生六婶壹佰万元，

毛月秋衣料四丈，

邹香庭衣料四丈，

张四维衣料四丈，

毛笔珠衣料四丈。

                                             毛泽东赠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后来要到北京看望毛泽东的人越来越多，目的各式各样，要求越来越高。毛泽东说：新中国成立后韶山很多乡亲想来北京看看，我是很欢迎的，但一年不能来得太多，来多了我招呼不起哟。你们来去的一切费用都是我用稿费付的，另外还要给当地政府添麻烦，所以不能多来。生活确有困难，我可以接济点，至于安排学习工作这类要求就办不到了。

从此，毛泽东给到北京的乡亲不再送别的东西，只添衣裤，布料也由毛料、绒布变成棉布了。看来，毛泽东真是有些招待不起了。

1938年5月，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的邓宝珊路过延安，住在城里的骡马大店。毛泽东得知情况后，特派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金城前往联络，转达欢迎和挽留之意。在毛泽东的盛情之下，邓宝珊在延安停留一周。从此，两人成为朋友，书信往来和礼物互赠相当频繁。邓宝珊每次途经延安，都要与毛泽东会面交谈。

1938年12月5日，毛泽东致信邓宝珊，通报敌情：“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信中还说：“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

1943年6月初，蒋介石打电报给邓宝珊，要他绕道宁夏去重庆开会。邓看着电报，不服气地说：“不指定路线也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于是，6月17日，他又一次来到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央大礼堂设宴欢迎。邓宝珊在延安停留一周，多次同毛泽东单独会晤。同年11月，邓由西安返榆林，11月下旬再到延安，停留半个月。因长期劳顿，邓宝珊偶感风寒，毛泽东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请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为其诊脉、开处方。在毛泽东的关心下，邓宝珊很快恢复了健康。为了御寒，毛泽东送给邓宝珊10张上好的狐皮做大衣料。后来，邓宝珊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为人民作出了贡献。

1945年秋，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前期住在红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但很不方便。经过周恩来的协调，张治中将自己位于市区上清寺的桂园官邸临时让出，作为毛泽东会见中外人士的场所。于是，毛泽东白天在桂园办公、会客、休息，晚上仍回红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中秋节前，毛泽东让警卫齐吉树告诉办事处副官朱友学，准备月饼、酒水等礼品，要送给在桂园的国民党宪兵及工作人员。毛泽东还特别交代：有多少人就准备多少份，一个也不能少。中秋之夜，毛泽东在桂园会客厅热情接见了宪兵及工作人员。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辛苦了，谢谢大家。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前，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再一次与在桂园服务的国民党宪兵握手告别：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