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毛泽东重用叶剑英的历史隐情

毛泽东和叶剑英

1986年叶剑英逝世时，中共中央的悼词称他“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做出正确的决断”。更为人们传颂的，是毛泽东送给他的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素有“儒将”之称的叶帅，其过人之处大概是每临大事有静气，能在历史的大关节处明断是非，果敢抉择，且谋虑缜密。

据档案记载，毛泽东是1962年9月2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送叶剑英那两句话的。原话是：“叶剑英同志搞了一篇文章，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诸葛，大家都知道，是诸葛亮，吕端是宋朝的一个宰相，说这个人大事不糊涂。”据薄一波回忆，大概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毛泽东插话说：我曾送给叶剑英同志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看来，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这两句话，故流传甚广。

这两句话，是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自题联语，意在借诸葛亮和吕端的为人行事之风以自勉。诸葛亮掌军理政之谨慎，史家有共识；吕端的“大事不糊涂”，或许知其详者不多。查《宋史·吕端传》，宋太宗想以吕端为相，不同意者说吕端糊涂，太宗却认为“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何谓“小事糊涂”？无非是在不关涉原则大道、只涉及个人利害得失的问题和事情上，不斤斤计较，大抵有所谓盛德若愚之风。

诸如不满吕端的人四处散布他的谣言，吕端知道后的态度是：“吾直道而行，无所愧畏，风波之言不足虑也。”再如，他和名臣寇准同列参知政事之职，且排名在前，吕端主动提出“请居准下”。不久吕端升任宰相，“恐准不平，乃请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押班值印，同升政事堂”。这正是他“小事糊涂”的一面。何谓“大事不糊涂”？就是在关系朝廷大政方针的问题上，坚持原则，是非分明，有舍我其谁之慨。

比如，朝廷要捕杀叛将李继迁的母亲，吕端知道后坚决反对，建议把李母安置好并给以优厚待遇，即使李继迁不降，也能笼络住他的心。宋太宗死时，内侍王继恩担心有才干的太子继位妨碍其专权，同李皇后合谋另立。吕端觉察其奸，把王继恩看管起来，去说服李皇后不要改立。太子继位，垂帘召见群臣，独吕端不拜，他让人打开帘子，上殿看清楚确是原先的太子后才退殿下拜。

可见，在小事上糊涂，有柔，有宽，有退；在大事上不糊涂，有刚，有严，有进。刚柔相济，宽严并用，进退得当，才能有利于大局，干成大事。也可以这样说，在小事上糊涂一些，更有助于看明白、想清楚、做成功大事。

毛泽东借吕端评价叶剑英，主要是指他能够在大关节处看清要害，做事情从大局出发，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按薄一波的说法，叶剑英最大的贡献有两件事：一件是1935年长征途中，将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的电报报告毛泽东，保证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按原计划北上。另一件就是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的决策和擘画。除此两件外，叶剑英一生中还有其他一些可为称道的“大事不糊涂”之举。

如1922年陈炯明叛变，他挺身而出，率部保卫蒙难广州的孙中山。1926年北伐军打下南昌，蒋介石让他做其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叶剑英予以拒绝。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他通电反蒋，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7月，在中共中央秘密策划南昌起义的紧要关头，叶剑英获知汪精卫、张发奎将诱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加以逮捕以阻挠起义的消息，便火速下山同贺、叶商量对策，保证了起义顺利进行。从红军时期开始，叶剑英长期在我军总部负责参谋工作，多建帷幄运筹之功。

抗日战争时期，在蒋介石召集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他“单刀赴会”，更有“舌战群儒”之举。“文革”初期，面对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搞乱党和国家的局面，叶剑英等老同志拍案而起，“大闹怀仁堂”。九一三事件后，叶先是配合周恩来，后襄赞邓小平，经受了党内艰难的政治局势的考验。凡此等等，说明他能够作出薄一波说的两大贡献，绝不是偶然的。叶剑英曾在一首《题画竹》诗中说“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这可视为他在大关节处最能彰显政治品格的生动写照。周恩来生前曾引用唐太宗李世民的诗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来称誉叶帅，大体也是这个意思。

能在大关节处显品格，需有谋有断，有动有静。如果一路走来，总是风风火火，缺少内敛，就可能像毛泽东常常引用的《后汉书·黄琼传》里的那两个比喻一样，“峣峣者易缺，噭噭者易污”。叶剑英为人随和，平时谨言慎行，善谋善思，很懂政治艺术，素有“参座”称谓。观叶帅言行，常常让人想起北宋末年爱国名将宗泽的诗句：“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胸中有数且从容应对，关键处便见出英雄本色。此外，叶剑英才兼文武，学识丰富，也素为人称道。好学深思，可以励志、致知、正德、养性、增智、促行，有如此修养，就不会莽撞行事，更不会计较小事或小题大做。

作为元帅诗人，叶剑英对大事的许多思考，常寓于诗中，留下不少名句。1965年重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赋诗云：“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一句“眼底吴钩看不休”，沉淀了对当时国际紧张局势的深刻思考。同时创作的《七律·远望》，更以其“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的精当比喻，传达出对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走向和前途的担忧。此诗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这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泽东一字不差地把叶的《七律·远望》书写下来送给孩子，连在什么时候刊登在哪家报纸上，都记得一清二楚。1966年“文革”初起，叶剑英在一首《虞美人》词中说,“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后艰难在，思想幡然改”，也颇见他在那种特殊情况下的“大关节”处所作的深邃而辩证的思考。

毛泽东对叶剑英的文才和见识的称道，有一个材料不得不引。1975年5月3日，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引用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几句，称三国时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并要叶剑英当场背诵了全首词。毛泽东说：“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此人（指叶剑英）有些文化，他看不起吴法宪。就是吴法宪不行。”这段话有三点值得体味。一是毛泽东有意把“生子当如孙仲谋”改为“当今惜无孙仲谋”，似乎生出了人才匮乏的感慨；二是让叶剑英背诵辛词，当众流露出“此人有些文化”的欣赏之情；三是称道叶剑英看不起吴法宪，肯定了叶在对待林彪集团的这个大关节上，头脑清醒，立场坚定。

事实上，林彪事件前，毛泽东就想到了当时“靠边站”多年的叶剑英。1971年8月28日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谈话时，他重提1935年的电报一事，明确说：“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让叶剑英主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无疑是关键时刻的一次任命。叶不负重托，同周恩来等一起妥善处理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军队中的遗留问题。

此后，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并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率先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于是，毛泽东这年12月12日主持政治局会议时，特别提出：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我提议，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

1974年周恩来住院后，为了不让大权旁落“四人帮”，叶剑英在邓小平的工作安排上屡屡建言，得到毛泽东多次赞赏。例如，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同人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这年11月6日，李先念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工作时说到，“小平的问题（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曾受到“四人帮”的阻碍———引者注）解决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则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在1975年1月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曾两次提出他不再主持军委工作，要邓小平主持。

为此，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写信向毛泽东告了一状，说叶剑英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毛泽东把王洪文的信束之高阁。1975年6月底，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叶剑英或邓小平主持。叶剑英再次体现了他在大关节上的政治智慧。7月1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在叶信上欣然批示“同意”。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叶剑英等人的配合下，邓小平在这年的7、8、9三个月主持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由上所述，叶剑英在“文革”后期，对党内健康力量的形成，对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确有不可或缺之功。毛泽东的识人之明和对叶的信任之深，倚寄之重，也毕现于情辞。在他看来，“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富有政治智慧和决断胆识，足可谋大局、当大任、托大事，也就是说，在大关节上靠得住，能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讲，所谓“大事不糊涂”，根本上是做人的胸襟气度、做事的识见能力均站在了历史的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