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发生过一次不寻常的事情——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当时，这件事情不但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引起很多猜测。
国际局势乌云压城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和苏联边境领土纠纷渐渐升温，并趋于白热化。从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苏联挑起边界事端4189起，军事部署上，由70万人增加到114万人，并且不断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为侵华战争做准备。珍宝岛事件发生后，1969年3月5日，在中央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准备打仗的问题。
1969年6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多次召开战备会议，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做出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9月30日，疏散了北京几个机场上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了障碍物，机场人员配发了武器，准备打击入侵的敌机。10月中旬，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疏散了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和老同志，许多大城市也进行了防空演习和紧急疏散，全军进入紧急状态，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这种状况持续到80年代初期。但是，对于战争何时爆发，以什么形式爆发，战区主要在哪里，人们很难准确预测。因此，作为大军区主要领导，熟悉全国多个战区的情况是有必要的。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据中央命令所称，是“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这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内斗争乱云飞渡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由上一届的5人增加到9人。“四人帮”的主要成员王洪文、张春桥进入了最高领导核心，王洪文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表面上看，“四人帮”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其实，因为叶剑英、朱德两名老帅进入了政治局常委，并且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加上周恩来的支持，“四人帮”的阴谋仍然不容易得逞，党内斗争更加激烈。特别是在江西“改造”的邓小平回到北京，更让“四人帮”感到不安。
1973年，毛泽东整整80岁，身体每况愈下。但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急于安排后事，为下一代领导人打好基础的想法越来越明显。
受命于危难之中开始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清醒地认识到，林彪把持军队工作12年，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干扰和破坏十分严重，许多单位的问题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抓紧整顿军队，肃清林彪流毒和影响。叶剑英认为，军队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是军队的“上层建筑”，军队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叶剑英的这些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进行。大家注意到，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坐在了茶几旁。会议开始，毛泽东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随后，毛泽东缓和了一下气氛，换了一个话题：“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说完这句话，他转向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王洪文在上海造反起家，企图取代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和地方上人民武装部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建立自己的“第二武装”。但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他事事掣肘，把许世友调走，就少了一块“绊脚石”。其实，不仅是许世友对王洪文掣肘，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也是这样。所以，对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是非常同意的，事情越乱越好，乱中才能找到机会，造反派都是在乱中起家的。
毛泽东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主持会议，在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提议后，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共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政治局委员一起唱歌。
唱完歌，毛泽东又解释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因为有的大军区司令员，在一个地方已经呆了一二十年。他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搞得关系盘根错节，对工作不利。
稍顷，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说：“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邓小平点点头。
毛泽东忽然又换了一个话题。“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环顾在座诸位：“你们哪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大家都明白了毛泽东这段话的意思，是要大家支持王洪文的工作。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军队高层领导的调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2月20日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毛泽东接见后，大家进行了分组讨论，众将领对中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致表示赞成。
对调具有戏剧性
12月22日正式宣布对调命令，各大军区司令员、军兵种主要领导再次集中。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情况是这样的：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当时全国共11个大军区，就有8个军区的司令员调动。没调动的军区司令员是：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这3位司令员任职时间都很短。原任大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没有了职务，1969年10月被“疏散”到湖南省汉寿县一个农场劳动，犁地、挑粪，一直干到1972年，后来，去长沙治病，又转移到一个疗养所。1973年的一天，身边的人员忽然接到上级通知“不能喊老秦了，要叫首长”，1973年6月，军委领导通知秦基伟到成都军区任司令员。
12月22日会议是由毛泽东当面宣布对调命令。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想让他在将帅面前树立点威信，委托王洪文“点名”。
军队的“点名”不只是清点人数，而成为了一种严肃的仪式，一般“点名”的人都是最高首长，被“点名”的是部属，点名后，最高首长要总结工作、部署任务。王洪文当了中央副主席，有些昏头，也就大大咧咧地拿起花名册，点起名来。
“许世友！”
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王洪文在上海造反多年，最怕这个南京军区司令。他壮着胆，又点了一次：“许世友！”
忽听得“咚”的一声，原来是许世友把茶杯猛往茶几上一磕。王洪文抬眼一看，不光是许世友，杨得志、皮定钧这些老将军都望着他。王洪文胆虚了，转过头来求助似的望着毛泽东。毛泽东铁青着脸，一声不吭。
周恩来不得不救场。他拿过花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这些刚才还是很傲的将军们，现在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名点完了，周恩来宣布：“现在请主席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
毛泽东宣布完了对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没有一个人耽搁，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去上任。
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出奇的速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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