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性格温和，作风谦虚，绝不恋权。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说“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毛说不可，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张国焘这时已经没有多大的力气了)，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张在后来的《反省笔记》中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那时共产党很穷，政治局也没有个会议室，谁是一把手，就在谁的窑洞里开会。张把实权让掉后就躲开权力中心，到晋西北、陕北搞农村调查去了。
因为，毛泽东常赞扬“洛甫是不争权的”。有人对张闻天尊重毛泽东不以为然，甚至说张闻天是“泥菩萨”，他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得了一场疟疾，昏迷不醒，是张闻天派傅连璋星夜赶去抢救，才缓解了病情。
1935年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张闻天就多次批评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在长征途中，他又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左倾错误领导进行斗争，并首先把要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提了出来；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系统地批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此后又起草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当时，遵义会议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他再三推辞。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二十来天以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张闻天才担任了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当时口头上都称“总书记”)。
自从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以来，他与毛泽东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我们从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电报中可看到，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至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为止的三年多时间里，以“洛毛”或“毛洛”联署的电报就有338份之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央许多重大决定的贯彻。
张闻天办事出以公心，谦虚谨慎，宽厚练达。刚到陕北时，鉴于中央红军同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就要会合，张闻天代表常委向中央建议成立军委(当时称西北军委)，提名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闻天是党内最早提出和平解决方针的领导人。次日，张闻天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发言，就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不同意除蒋，明确提出“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并立即派周恩来等同志赴西安。
1937年1月中旬，张闻天夫人刘英被派往西安去做巡视青年工作。这年11月，她染上肺结核，中央要她赴苏治病。同行的有贺子珍等人。1939年初，在回延安之前，任弼时交给刘英一项任务，要她到共产国际交通部带一套密码回去。当时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国际的代表。所谓“带”密码，并没有密码本给你，而是要你将这套密码的编制方法和基本电码都记在脑子里。刘英接受任务后，每天熟背强记，凭着好记性，又学过收发报，她很快就把这套密码掌握了。回延安后，她将存在大脑中的密码交给专管同国际联系的电台负责人。此时担任秘书处长的刘英得知张闻天已不“负总责”，他衷心拥护共产国际提出中国党应以毛泽东为首来领导的意见，即向毛泽东提出“让位”。
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曾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他还说，由于他们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所以作用很大。毛泽东要人们绝不要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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