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心爱也最心痛的一支红军部队

在电视剧《长征》中，我们难忘这样一组镜头：刚刚从死人堆中渡过湘江的毛泽东，坐着担架，一面询问着湘江突围战后的红军军情，一面频频找王稼祥、张闻天等人谈话，关注着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同时一再地感叹着：“我的三十四师”！“我的三十四师”！那么，这个三十四师究竟是怎样一支部队呢？

1931年夏，孙连仲部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奉蒋介石之命，开往江西前线，参加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役。全军一万七千余人，劳师袭远，却连连败绩。于九月退驻江西宁都休整。在这期间，军部参谋长赵博生感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在不断地探询真理和光明的过程中，逐渐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兴趣。他在与共产党人刘伯坚多次秘密的接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七月，成为二十六路军高级军官中的第一个党员。部队驻屯宁都以后，赵博生在军中秘密联络季振同与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等人，逐渐控制了第二十六路军。遂在红军主力的策应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宁都发动起义。

起义后，部队编成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三个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以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萧劲光为政委，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第三十四师即列编在第十三军中，由董振堂兼任军长。此时，湘江突围中刚刚升任师长的陈树湘只是参与起义的国民党独立第七师的一个连长。从那时起，红五军团在反围剿之战中屡立战功，季振同、赵博生先后牺牲。董振堂接任军团长，而作战勇敢，忠诚坚韧的陈树湘也由连长，积军功升任为主力三十四师师长。

1935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的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从赣南雩都、瑞金与福建闽西出发，开始战略转移。第五军团奉命担纲后卫阻截敌人，掩护主力突围。而第三十四师作为后卫中的后卫，担负着长征路上最为艰险困难的任务。11月底，在一连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到达国民党军重兵布防的湘江边上时。八万六千红军，带着庞大的后勤单位和负载沉重的中央机关，已日行不到四十里，根本无法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至此陷入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第八军团被击溃，一军团、三军团损失惨重，作为后卫的第五军团，好不容易突过湘江。却发现，在广西全州与兴安之间的湘江东岸上阻击敌人，陷于重围中的第三十四师，却没有接到突围的命令，而最高三人军事委员会也没有派出任何部队去接应第三十四师渡江。第三十四师已陷入极度危急之中。

到达资水北岸油榨坪收容部队的的红军总部，在周恩来和朱德的关切下，最后一次与第三十四师接通了无线电联系。命令陈树湘，在红树脚和新圩地区向兴安东南突围，或者从凤凰咀一带渡江。但此时，敌军桂军夏威部已于12 月2日占领红三军团据守的湘江西岸最重要的渡口界首，其侧翼一军团据守的白沙铺渡口也已丢失。湘军刘建绪部已由全州追来，中央军周浑元部也到达新圩以北的文市。

第三十四师过江归还建制的打算完全落空了。在脚下是山林，前有湘江，后有灌江的四塞之地，拥兵六千的第三十四师犹如掉进陷阱的老虎，再也不能发威了。陈树湘指挥阻击战后仅余的三千部队，开始从红树脚和新圩地区突围，在损兵折将，丢失了政委和营团级军官及三千子弟兵之后，端上了刺刀的步枪冲在最前列的骁将陈树湘冲进兴安东南的大山中时，部队只剩下两百余人。这里是瑶族地区，部队与百姓语言不通，又无给养，无法就地打游击，只好掉头一路杀向江西老区。到达湖南道县的时候，只剩下八、九十人。又遭遇数千敌军的包围，待到中午突出重围，部队只有十几人了。打到黄昏，剩下了他，警卫员，通讯员和连长高春林四人。

在最后与敌军的遭遇战中，端着唯一的机枪与敌军血战的陈树湘腹部中弹，肠子拖了一地。在生还无望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严令高春林化装突围，设法过江追赶中央，报告第三十四师完成掩护任务，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归还建制的决心。随后，重伤的陈树湘等三人被强大的敌军捕获。行到石马桥的时候，被敌人抬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不甘愿做俘虏，拉断自己的肠子，壮烈而死。是年二十九岁。

在全州县委帮助下化装过江的高春林，千难万险，终于追上了部队。他也成为第三十四师归还建制的活着的唯一一个人。

陈树湘死后，敌人割下了他的头颅，装在篾笼里，悬挂在他的家乡，湖南长沙小吴门外中山路口石柱上示众，红军悍将的威名，使湘军为之侧目。

两年后的1937年1月20日，第五军团在河西走廊的高台全军覆没，军团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三千人命丧危城，降下了那曾经夺目的血染的军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