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顾保孜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7月，江青和戚本禹、陈伯达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红卫兵头头时，下达了批斗彭德怀的动员令：
彭德怀这个人被卫戍区保起来了，把他养得胖胖的，想干什么？为什么不批斗？老不批斗干什么？你们去找傅崇碧要人，就说是我说的！让彭德怀到小将中接受批判教育。
戚本禹也在一边加油打气：
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就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他还在7月18日给彭德怀专案组训话时说：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他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上没有死，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1967年7月19日，按专案组要求，彭德怀被送到北京航空学院接受批判，在一间大教室里，众多的闯将们提出一个个令他不解而又心寒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
“老实交代你在朝鲜害死毛岸英的罪行！”
彭德怀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使造反派们无言以对。
说不过就打，韩爱晶走到彭德怀跟前，一把把他从座位上拉起，当胸就是一拳，其他人也蜂拥而上，一时桌倒椅翻。彭德怀被打倒后又被揪起来，接着又被打倒，连着多次。他们还摁着彭德怀的头往墙上撞，使他头破血流，昏晕过去。批斗会结束后，教室的门口堵着一堆人，彭德怀出来时，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他们一边打还一边喊着毛主席语录：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最后，彭德怀被抬上汽车送回卫戍区。
对这次批斗会，当时的原始记录如此记载：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条指示过时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最新指示，他们只听中央文革的。”
北京卫戍区也在监护日记中记载：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不吃饭，不能吐痰，要他写材料，他说现在不能写，要不就杀头算了。20日他的胸部疼的面积很大，而且也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否则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断，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北航批斗会后，彭德怀的问题公开化了，《人民日报》选登《解放军报》的批判文章，公开点了彭德怀的名。7月26日下午，北航红卫兵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联合在北航操场举行约10万人参加的批彭大会，张闻天等人也被拉来陪斗。
批斗会议举行前，周恩来曾指示卫戍区解放军战士保护彭德怀，一不能打人，二不能弯腰，三不能侮辱。但红卫兵根本不理睬这一套。
批斗会上，彭德怀和张闻天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又大又重的牌子，上面用黑体字写的名字全部被划上“×”，他们低头弯腰，任凭批斗者捏造罪名，而且不能申辩。批斗会结束后，他和张闻天等人又被强制从人群中两人相对、平举双手筑成的狭巷中低头穿过，遭受显示人们义愤的各种方式的折磨，有人朝他们拳打脚踢，有人向他们吐痰，使他们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和唾液口水长时间折磨使他们走不到一半就瘫倒了，嘴里渴，要求喝水。
这还没算完，韩爱晶还倚仗人多硬从卫戍区警卫战士手里抢走彭德怀，拉胳膊拖腿地拥上卡车开到城里游斗，彭德怀的身上又多了烂纸片和西红柿汁。两个多小时之后，可怜的彭德怀已不能走路，不能进食，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国庆节刚过，彭德怀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会后又送到工人体育馆被“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批斗。一时间，批斗彭德怀成了时髦，各个单位你争我抢，以致两个月不到，彭德怀就被斗一百多场。可彭德怀一点也没让步，他不屈不挠的头一次次被按下去，又一次次昂起来；他倔强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又一次次站起；他愤怒的呐喊一次次被截断，又一次次响起来直到他的身体和精神接近崩溃边缘
这期间，他所在的监护所也不停地变换，那是为防止他与警卫战士建立感情的措施。他先被送在五棵松，后转到罗道庄、什坊院、木樨地政法干校，最后被送到301解放军总医院。此时的彭德怀已被诊断为直肠癌。
与此同步，彭德怀问题专案组也加紧了工作，并于1970年9月17日向黄永胜呈递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报告中说：
“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生剥夺公民权利。”
黄永胜大笔一挥，写上“同意”二字。彭德怀的命运就这样定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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