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退得成功，退得顺利，每退一步，其开创的事业都会向前迈进一步。有人说，从1980年辞去副总理职务开始，到1992年南方谈话和接见中共十四大全体代表，邓小平共用了12年多时间完全退下来。这显然做的是很有步骤，并且十分稳妥的。邓小平的退是为了进，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千秋大业。这就是政坛伟人的政治艺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开始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实现这一具有战略意义转移的第一大决策，是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曾是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为“东方巴黎”。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仍是全国特大型工业商经贸济中心城市之一，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曾长期傲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独领风骚几十年。但进入80年代，南部沿海经济特区迅速崛起，广东、江苏等省的经济发展显示了强劲的势头，上海“老大哥”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了。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的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历史积淀的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这些，都预示上海有着迅速发展的内在潜质，有着重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之形象的先天条件。
如果说长江是一条绵延千里的巨龙，那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是龙头。只有龙头高高昂起，吟啸四海，才能有腾云环宇的龙的飞升！
在中国对外开放这块棋盘上，邓小平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视为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特别关注了浦东的开发开放。他说：上海的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所以是全国的事。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邓小平特地要求当时的李鹏总理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
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谈话。他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扩大开源。”说到这儿，他加重了语气：“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9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浦东这块被多年遗忘的角落开始沸腾了！
时隔一年，1991年的邓小平又踏上上海这片热土。此时，浦东开发正处于启动阶段。1月28日晚，邓小平抵达上海。在去住地的途中听取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汇报。在听到去年上海各项经济指标完成得不错，但国营企业十分困难时，邓小平说：“这是全国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抓晚了。我说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冒点风险也要干，就是说有点通货膨胀也要干，其实也不一定多发多少票子，现在积压产品占用流动资金太多了。”
在谈到浦东开发问题时，邓小平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同时，邓小平又充满信心地说：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后来居上。
2月18日，即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托身旁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旋转餐厅里挂着两张大幅地图，一张是上海地图，另一张是浦东新区地图，地图旁摆着浦东开发的模型。一切就像当年组织重大战役时的情景一样。邓小平看着地图和模型，说：“抓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是靠这个竞争。”
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邓小平听后，精辟地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邓小平对上海的负责同志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语，使上海市的负责同志都感到心里特别敞亮……
邓小平在上海期间与离开上海后不久，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这年2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文章。文章的署名是“皇甫平”，据说是寓“黄浦江评论”之意。这篇文章结合上海浦东新区的开放、全国的改革开放形势，对邓小平上海谈话的精神加以阐释和发挥。文章说：“从辛未羊年开始，今后的10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10年，也是振兴上海的关键10年。10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该是一个‘改革年’。”
这篇文章选择的发表时机煞费苦心，单凭选在2月15日，也就是在农历辛未年的大年初一来发表，也说明了文章组织者的良苦用心。文章积极“鼓吹”、倡导改革开放，将邓小平上海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改革创新的精神贯穿其中。
3月2日，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了。文章主要论述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它们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的思想观点。20天后，即3月22日，《解放日报》再次发表文章，批评“新的思想僵滞”，提倡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精神，题目是《扩大开放的意识更强些》。
4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第四篇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皇甫平的四篇文章，虽然是结合上海实践发论，但由于文章“鼓吹”市场经济、反对思想僵滞，并且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而且，四篇文章将思想解放与选人用人联系起来，遂引发了全国性的更大层面上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论争。
当时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周瑞金，主持报社的社务党务和评论、理论、经济宣传，也是皇甫平文章的主要策划者和主要作者之一。日后，周瑞金回忆说：“凭自己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政治敏感，我觉得邓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有针对性，他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的。……这不仅对上海工作，而且对全国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解放日报》这四篇署名评论当时称为‘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不少人来信来电询问文章作者‘皇甫平’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受启发有能助于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与此同时，国内一些人利用座谈会和少数报刊对‘皇甫平’文章进行责难和批判。他们虚设论敌，无限上纲地指责什么‘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等等。
周瑞金回忆说：“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定冒风险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我们本想批驳，但上海市委领导出于维护大局，指示我们淡化处理，不搞争论。这样，我们便顾全大局，不予置理，相信大多数干部群众会明辨是非，服膺真理。”
其实，《解放日报》并没有停止论争，对于论争采取了策略化的处理，将“皇甫平”改为“吉放文”，继续发表文章。此后，陆续发表的文章有《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要有胆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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