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汉口会议（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中共此后率领武装力量征战多年，获得了中国的政权。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毛泽东是大赢家。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毛泽东虽然是大获胜，但并非“全胜”，他自己也否认“战无不胜”的颂词，说自己多次自己败走麦城，其中主要的有五次：长沙战役、水口战役、高兴圩战斗、土城战斗、茅台战斗。
A、长沙战役：火牛阵失败
中共1930年夏天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命令各路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在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抵达长沙前，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已进行了第一次长沙战役，那次战役一度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下长沙，但很快又被夺回去，而且红军损失惨重。现在要第二次攻打长沙，更非易事。转朱毛两人1930年8月24日下达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进抵长沙近郊后，红军从情报中获悉，长沙国民党守军有六个师一个旅，共31个团，又有坚固的工事，与红军相比，占明显优势。
毛泽东本想诱使守军离开工事，再行攻击，但是没有成功。毛泽东遂于9月1日晚发出第二天发动总攻的命令。总攻战斗异常激烈，红军甚至采用了古老的“火牛阵”，驱赶牛群来冲破守军设下的电网障碍，没有奏效。红军多次冲击，损兵折将，都未能突破防线。此时，长沙附近的国民党援兵已到达湘潭一带，红军只好撤退。
B、高兴圩战斗：损失两个师长
高兴圩战斗是红军在第三次反击国民党军队包围作战中的一次战斗。毛泽东、朱德1931年9月7日指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五军向高兴圩发起攻击。两天的战斗过后，国民党军伤亡2000余人，红军伤亡2200余人。国民党军占据的地形比红军有利，红军不仅地势不利，兵力也不够集中，而且此前徒步涉水过高兴圩以西河流时，遭遇了攻击，损失较大。
红军久攻不下高兴圩，兵力渐减，就撤出了战斗。高兴圩之战，红军损失了两个师长，即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邹平。
C、水口战役：打赢了的败仗
中共临时中央1932年6月命令红军消灭进入江西境内的国民党广东军团（粤军），占领梅岭关，随后再沿江北上。
红一军团7月初控制了梅岭关要隘后，粤军即由韶关、信丰兼程赶赴广东南雄，意图与北面国民党军合击红军。毛泽东与红一方面军将领决定集中一、三、五三个军团，同时进攻正在进行南北合围的国民党两路军队。
红五军团7月8日凌晨向南雄县境内的水口方开进，与国民党军两个团开战。次日，粤军八个团的援军抵达水口战场，国民党军力量增至十个团。红军对此却并知晓，红五军团仍按原计划实施攻击，结果伤亡很大，直至红军独立第三、六两师到达，才稳住战局。红军主力两天后到达水口，国民党军队退入南雄，战役结束。
当年参加指挥这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争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水口战役从最终结局来看，红军是胜利了，但毛泽东认为那是一次“打赢了的败仗”，他说：“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
D、土城战斗：情报失误
红军在1935年1月的中共遵义会议后，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毛泽东见那一带道路两边都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蹉商，如果国民党川军郭勋祺的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埋伏兵力将之围歼，这样红军下一步的北渡长江就无后顾之忧了。这场战斗以红三、五军团为主力。
战斗在1月28日打响后，郭勋祺的川军中埋伏遭到重创。但几个小时激战，川军战斗力丝毫减弱的势头，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红军总部立刻派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朱德总司令在前线指挥。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回师增援，方才稳住了红军的阵地，但这一仗最终没能消灭土城附近的川军。
红军后来从俘获的川军士兵处得知，原来的情报有误，郭勋祺的川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
E、茅台战斗：寡不敌众
茅台战斗发生在红军二渡赤水后。红军主力1935年3月进军茅台以南，但是国民党有三个师的兵力，附近又有援兵。红军败退，并于第二天第三次度过赤水继续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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