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神乎其神的木牛流马秘密

《三国演义》中，将木牛流马描写得神乎其神，它不吃不喝，不拉不尿，仅凭转动舌头，就可以行走自如;如不谙机关，则推不动又拉不动。正因为木牛流马的投入使用，才解决了蜀军粮饷不济的困难，又利用它的玄机，以及司马懿急于缴获的心理，还取得了意外的胜利，即不费吹灰之力，却拿来了敌方的军粮。

这是个美丽的神话，没有理由相信它。现代人依据历史的有关记载，按尺寸比例复原时，发现木牛流马极为平凡，不过是地轱辘车子!这个结论一推出，一些人哑然失笑，一些人心存疑窦，也有一些人至死也不肯相信。时至今日，还有许多青年学者和能工巧匠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制作木牛流马，希冀能发掘其神奇之处。如果能现实一些，理智一些，如果能放弃诸葛亮神话，就能够准确无误地弄清木牛流马的背景及其原型。

人们有一句口头禅：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当然是军事常识，几乎人人都知道。可是诸葛亮五伐中原的时候，粮草运输却成了最令他头痛的问题。

西蜀灭亡时，共有二十八万户数，九十四万人口，不及现在的一个大县。这是西蜀灭亡时呈报给魏国的官方数据，此前应该略高一些。但军队还有十五万余，(第一次北伐，动员兵力共十万，四方边境留守不下四万，衙役、皂隶、长工、教师、医生、轿夫等不下万人) ，官吏四万余。因其连年征战，青壮年男子阵亡、投降、残废的必然不少，仅吴蜀夷陵之战，留在陆地上的死尸就有一万多具，烧死、淹死的更多，逃匿的也不在少数。每户3.36 口人的数据，反映了一个残酷的历史:成年男子不多了;孤苦无助的妇孺老幼在疾病、困苦中非自然死亡的比例也很高，但是应低于青壮男子的死亡比例，残留于家中的人口，主要是没有拿刀拿枪能力的妇孺老幼们。

人口稀少与穷兵黩武发生着激烈矛盾，以总人口百分之四十计算劳动力，西蜀男女劳动力应为三十七万六千人，将战场伤亡及残废的成年男子忽略不计，男女劳动力各为十八万八千，前边已说过，诸葛亮时，总人数略高一些，成年男子数也应略高于此数。除去军人十五万、官吏四万及万余名特殊的男性职业者之外，成年男子几乎全然没有，农业劳动，自然由妇女儿童和老人担任。诸葛亮主政十二年间，七年时间在外打仗，每役死伤当不在少数，之后北伐军队人数的锐减，应与此相关。每役至少需十万以上的劳动力支撑运输，劳动力从哪里来? 这是诸葛亮进行北伐的瓶颈，是最为头痛的问题，木牛流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第四次北伐时候，木牛被使用于转输粮草，其本意在于，由负重肩挑变为推车辆向前平移，劳动强度小多了，可以大量地使用妇女儿童。

持它是地轱辘车子一说的人，显然忽视了《诸葛亮集》对木牛流马的详细记载。该记载说: “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 ;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革（原字是左革右干）。牛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

流马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孔轴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轴孔四寸五分，(长一寸五分)，广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后轴孔去前杠(孔 )分墨一尺五（分），大小与前同。后脚孔分墨去后轴孔三寸五分，大小与前同。后杠孔去后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后载克去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杠与等。版方囊二枚，（版）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杠同前〕”

木牛与流马的记叙互为补充，前者的行动记叙比较详细，不仅说其能负荷五百斤左右的粮食，群行时一日可行二十里路程，而且说它有一脚四足，转动的就是牛足，有两辕，还特别强调了“人行六尺，牛行四步”的比例。以此可推测出以下结论:一、木牛是一辆四轮车，它可放置粮食口袋等，但没有箱板。二、两辕是人推拉的两个车把，它当然是辆手推车。木轮车载五百斤粮食，一个成年男子也推不动，以妇女儿童之力计，少说也得两人以上。三、车轮的直径略小于五寸，这样的轮子转四圈恰好能前行六尺。车轮较小时，可以降低车辆的重心，推拉时方能平稳。四、车辆与担子相比较，最大优点是将人们的肩膀负重转交给车辆，虽然向前推动时，增加了一定的摩擦力需人力克服，但省力多了。五、成年男子担一百二十斤粮食，一天可以行走六十公里，换算后，可移动五百斤粮食三十华里;

而木牛载五百斤粮食，两个以上的人力推拉只能行二十里，还不能抄山间小道。相比之下，木牛的运输能力远低于肩挑。舍弃便捷而采取笨拙，只能是为了大量使用妇女儿童和老人，要不然太不划算。六、至于牛头、牛角、牛舌、牛领、牛齿等，是非常形式的仿生学。在古代，仿生学就已运用器械制作，船身如鱼，船桨如蹼，箭镞如鸟等。原始仿生学是从动物身体性能得到启发而运用于工具、兵器的制造，其优越性显而易见。而木牛流马的仿生，则是十分形式的，不仅实践中毫无用处，而且徒然增添了制作工序，并成为车身的累赘。诸葛亮所以这样设置，大概是为了调动推车儿童的好奇心，使在长途运输中不太厌烦。七、至于《三国演义》描叙它能自己行走，完全是艺术虚构。文学创作中，虚构是重要的手法之一，只有虚实结合，才能产生较为强烈的张力。历史是真实，历史不仅要考证，而且要推理分析。机械动力产生于近代，之后又有了电力、磁力、光能、核能等。三国时候，让设备自动的各种动力都不曾开发，木牛流马自己行走之说，只能是天方夜谭。

流马结构的记叙中，特别强调了“版方囊二枚”，即在流马腹部安装有两个木箱，每个木箱可盛两斛三斗粮(约合四百斤左右)，至于由几个人手推，日行多少里？大概同木牛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在记叙中忽略不提。

在古代，栈道是为翻越崇山峻岭而特别开凿的。从四川翻越巴山到汉中共有三条栈道，自东边数起，分别是荔枝道、米仓道和金牛道。从汉中翻越秦岭进入关中西部（长安以西）的共有四条，自东数起，分别是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和陈仓道。受当时生产力制约，栈道只能沿着河流的一边修建，即依着远古时期河水冲刷出来的痕迹略凿宽一些，以便车辆与行人行走通过。河水的冲刷终究难以如人意，这就需要不断地依石壁架桥，主要是侧桥，或者利用热胀冷缩原理，火烧水激地开凿山洞，褒斜道南段的石门（因书法石门十三品闻名中外）和鸡头关就是这样开通的。由于水流走势的千差万别，很多山路被开凿成石阶。车辆在栈道上行走本已十分艰难，台阶更增加了无穷艰辛，滚动的车辆怕山坡，更怕陡坡，上坡太费力，下坡怕翻车。更特别忌讳石阶。若遇到台阶，只能多人合力，一阶一阶地抬上去或抬下来。

木牛仅在第四次北伐时使用过一次，第五次北伐时候，就改用流马。改换运输工具的原因，史书中不曾涉及，以情理推测，木牛必然有致命弱点。流马名字虽然极具想像力，但从记载上分析，本质上不过是木牛的改进品，只是车身上多装了两个木箱。装木箱使流马本身增加了重量，非出于无奈，决不做这种蠢事。结论只能有一个：有四个车轮的木牛十分笨重，不能抄山间小路，遇到天雨时，无法躲避，粮食极容易淋雨霉坏，装进木箱当然要好一些。

木牛使用了一次就转换为流马，当然是被发明者本人淘汰了，流马和诸葛亮同时死亡于五丈原，此后，不仅姜维不曾继承，魏、吴两国也不曾仿造，在后世更见不到它们的踪迹，说明木牛与流马都十分短命。短命的发明，只能是很不成功的发明，淘汰的发明。说它们是淘汰的发明，还有事实做依据。木牛流马的制作，出自很多能工巧匠之手，制作方法无从保密，不像古代其他的个人发明与创造，成功后只出售结果而隐匿过程，当发明人绝代之后，这一项发明即随之失传。制作木牛流马的能工巧匠们不可能突然之间都绝代，他们的传人当绵绵不断。《诸葛亮集》中详细记载着制作方法，而这项发明为什么失传?惟一的理由，它是一项当时就被无情淘汰的发明，制作它的能工巧匠们知道它没有实际用处，后世军事家也知道没有实际用处，所以被断然抛弃了。处于同一生产水平下，人们的思维大致相同，1959年，由于“继续跃进”的形势，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加之强行规定“十不种”，即不深翻一尺不种，每亩不施足十大车农家肥不种等，拉土送粪成为问题。为了应急，一时间全国兴起了“小车化”，即制作出一大批简易的地轱辘车子，由妇女儿童担当起青壮男子才能担当得起的脚力。第二年冬天开始经济大调整，那批发明就被劈成木柴用以烧锅。想来，木车流马的结局也不会二致。

汉中勉县西边黄沙镇黄沙街东头，是木牛流马的诞生地，今天有纪念亭显彰诸葛亮这一“功绩”。然而，截至“文革”时，当地农民的运输工具，除了少数马车外，独轮木车、四轮木车都极为罕见，日常的主要运输工具是担子，一根桑木扁担，两只竹罗筐是最常使用的，运送土粪使用斗箕，麦捆捆好了，则用尖担向回挑。1969年修筑阳安(阳平关至安康)铁路，路基是用斗箕挑土垫起来的。这不是无关的废话，如果木牛流马有实用价值，自三国至“文革”之间的近一千八百年间，当地民众何以要淘汰先进而保留落后?淘汰科学而保留愚昧?因为木牛流马很不实用。

已经被民众淘汰了近一千八百年的木牛流马，今天的学者还要重新淘金，无异于重新研究永动机，这是诸葛亮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悲哀。在网上，我们可以查阅到千奇百怪的木牛流马，都出自今天的能工巧匠之手。用同一尺寸克隆出如此面目各异的物种，自然同诸葛亮关系不大，是今人的假冒！好在诸葛亮没有对发明申报专利，假冒当然没有触及专利法。造出来把玩把玩当然可以，如果用此去神化古人，怕是患有食尸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