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特科是一个充满着神秘传奇色彩的组织。中央特科和一般党内组织不同，他们有着铁一般严格的纪律，特科成员是被要求具有“忠实、公正、服从、英勇、耐劳、努力、敏捷、热血、沉着、冷静、不骄、不淫、尽责任、不贪财、不饮酒、健康”等特性的党内优秀分子，因为他们负责执行比一般更为重要、更为机密的工作。他们以自身的铁盾，构成保护党中央的铁壁，同时也是党有效打击敌人的利剑。1934年，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空前高涨，在上海租界的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重大破坏，中央特科也因一次成功的锄奸行动而遭受到重大破坏。可是有关此段历史，更为详细的资料仍不为人所知。似乎随着历史的变迁渐次湮没，成为人们淡忘的记忆。岁月荏苒，沧海横流，为了知往鉴来，更清晰地回顾这段历史，笔者借助钩稽出的部分资料，介绍在上海租界的中央特科遭受重大破坏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以回顾共产党人所走过的这段艰难竭蹶的风雨历程，来看看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工作的艰辛和革命的曲折。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在上海的革命力量镇压力度加大，密探频繁活动，四处搜索共产党人革命群众所在。上海的党组织和革命工农群众一次次遭到了严重摧残，反动当局的反革命狰狞面目暴露无遗，革命群众陷于腥风血雨之中。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也陷入无法立足的困境。不得已于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机关由上海陆续迁到江西瑞金。但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
即中共上海中央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领导上海等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中共上海中央局也称为白区中央局，常委李竹声、康生、盛忠亮、王云程、罗登贤，书记李竹声，组织部长杨天生（黄文容），宣传部长盛忠亮，职工部长黄文杰，妇女部长杜祥，保卫部部长邝惠安。保卫部在其他资料中也被称作为特务部即中央特科。
1934年3月，和上海中央局有着直接关系的江苏省委连续遭到破坏。3月1日，上午9点，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根据国民党政府公安局的密报，在静安寺路附近，将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工作的李默农、汪铁民两人逮捕。李默农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被捕时持中国互济会发行的红色宣传单。汪铁民为李的部下，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委员。他俩被捕后随即被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于3月13日判决引渡给国民党当局。李默农是廖承志同志的姐夫，他在狱中虽然遭到残酷逼供，却宁死不肯招供。
3月2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再次基于国民党上海公安局的密报，紧急行动，突袭了昌平路677号，逮捕了杨一林、刘贵乡、张子云、赵林、刘张氏、刘吕氏（刘贵乡妻子）等，并抄获大量中、英、俄文共产党运动资料。
被捕的杨一林就是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张子云则是原满洲省委书记，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李实！
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在审问逮捕的共产党员后，将他们起诉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法院审判后在3月6日将杨一林、刘贵乡、张子云等3人引渡给上海公安局。那个被捕的时任江苏省委书记赵林竟然被释放了！原来这个江苏省委书记赵林是个可以自由出入上海公安局的内探，就是依据他的密告，逮捕了杨一林等人。经上海公安局的要求，租界工部局警方决定不拘禁而释放了他。
3月中旬，中共上海中央局决定，组建以赵立人(别名赵跃珊、郑玉龙、黑大汉)为代理书记的中共江苏临时省委。可是此时党内却是鱼目混珠，一个重要共产党人被捕后的叛变，又使在上海的共产党组织遭受一次严重破坏。
6月中旬，上海公安局在中国街阜民路茂兴坊将英美烟草罢工委员会总指挥、中共重要干部周先成(化名老曹)逮捕。而后此人随即转向，声明与共产党绝缘，并吐出所知的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秘密机关所在地和党的相关秘密事项。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及法租界工部局警察在国民党反动派提供的情报和要求下，立即配置了大批警力突击搜查，开始了大举破坏上海共产党组织行动。
6月26日晚上6时许，工部局警察在康脑脱路料廖州路角，逮捕李文碧（女）、中华总工会负责人张文清、江苏省委书记郑玉龙。
当天夜里8点，公共租界警察在莱斯考斯路38号住居，逮捕中央委员余淇全、利月英（女）、王陈氏（女）。是夜10点，监视此处的警察将来到此处的中央委员林子明逮捕。11点，又逮捕前来此处的中央联络员吴炳生。
同夜晚9点半，在清海路善庆里33号，逮捕李周氏（女）。10点15分，在此处监视的警察又逮捕来此处的张金标。9点40分，在武定路槐荫里74号，租界警察再逮捕上海工会联合会委员长刘志刚。
公共租界的逮捕活动持续到翌日清晨，27日凌晨1点半，在康脑脱路长康里12号，逮捕李锦峰、陈在葛、王根生。
同时，在法租界也发生了同样的逮捕破坏行动。法租界工部局警察在古拔路63弄14号逮捕方玉英（方秀英，女）。在西爱咸斯路甘世东路口慎成里75号，逮捕王秀英（女）、方文彬、宋桂清。
逮捕的共产党人基本上使用化名，其实张文清就是全总白区执行局党团书记袁孟超，而余淇全则是中共在上海最高领导人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林子明就是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李德钊！关向应的夫人秦曼云也在这次逮捕事件中化名被捕。
公共租界警察将14个被捕者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法租界警察将被捕4人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两院审理结果，除王陈氏、李周氏二人为女佣人而被释放外，其余16人都为中共重要党员，全部引渡给国民党方面。７月14日夜，引渡的被捕共产党人由夜行列车被秘密押送到南京。这次逮捕活动使上海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不久，被捕的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郑玉龙及吴炳生、袁孟超、秦曼云等人叛变脱党，并参加特务组织，给党组织带来巨大损失。
为何国民党反动派屡屡得手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呢？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所谓的“细胞”战术，就是国民党中统上海区特务大力发展所谓的“细胞”，也就是叛徒。当时，国民党特务一旦在基层发现中共嫌疑对象，便将其逮捕并派出劝降水平较高的特务对其进行威逼利诱。一些中共党员有职业、有家庭，胆小怕事，所以这样的威逼利诱对于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来说会有作用，他们一般不会向中共组织汇报，怕被怀疑，被断绝组织关系。所以一些人在经过数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接着又被放回中共组织，成为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中共内部的“癌细胞”。前文记载的江苏省委书记赵林（孔二）就是国民党特务驯化的“癌细胞”，被放回中共江苏省组织里去，让他破坏党的组织。这些叛徒，蒙骗中共组织，刺探情报，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比如变节分子刘瞻瑜叛变后被中共江苏省委委任为巡视员和宣传部干部。刘上任后，向省委推荐了一批假干部，省委在《江苏省委对各区的管理和干部的履历》的文件中，还称这些人是“优秀的共产党干部”、“宝贵财富”。事后查明，这些人都是自首变节分子，是隐藏在党内的毒瘤。
另外，“中统”特务们在上海异常猖獗，诡计多端，其中一部分特务和反共分子读点马列主义和进步的书籍，在群众中伪装积极，表示进步，并且和叛徒一同建立党基层组织，炮制了所谓的“中共某某区委”。叛徒以“中共某某区委书记”身份进行活动，混杂在党内专事破坏党组织的活动。他们表演十分逼真，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甚至一度骗得中共江苏省委的信任，领取省委下拨的活动经费。
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另设立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任命盛忠亮为代表，继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同年7月，上海中央局又委派江苏省委原秘书长杨光华帮助建立新省委，并且由从厦门中心市委书记调到上海的宝尔担任新的江苏省委书记，在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当时杨光华的工作是由中央局的高文华直接领导，江苏省委的情况由杨光华向高汇报，高向中央局反映。可是突然有一天，中央局一个名叫“老龚”的人到杨光华住处谈话，拿去了杨光华的报告。有关这位“老龚”，高文华对杨光华说：他就是在天生（黄文容）被捕后领导他的新负责人。可是因为李竹声已经被捕，中央局对“老龚”只能有所怀疑。
后来在杨光华转移住处等事情上，上海中央局逐渐觉察到“老龚”问题严重，并查实他为国民党特务的眼线。于是中央局决定由特务部（特科）的邝惠安负责除掉这位叛徒“老龚”。
而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区头目季源溥、韩达等人又指示“老龚”不要暴露叛徒嘴脸，继续留在中共组织内部协助他们破坏新组建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与中共江苏省委。
中央特科在中共中央撤离上海后，以中央特科余留上海成员为基础组成上海中央局特务部，他们披肝沥胆、出生入死地为党工作，排除威胁党中央安全的各种因素。
接受任务的邝惠安他们制订了一个周密计划，决定先让与“老龚”熟识并有联系的杨光华通知他，声称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新领导要与他亲自会面并作重要谈话。于是特科成员找到杨光华：你通知“老龚”今晚去指定旅馆，让他开个房间，住客名字用熊国华，我们要坚决除掉这个祸害！杨光华听罢立即写了一张条子，通过相关人员递交“老龚”通知他：中央局正在找你，要你去指定旅馆，名字是熊国华，中央去找你。可是狡猾的“老龚”复条说：“我的环境不好，不能去旅馆，我派人去代理，同中央接上头我再去。”机智的杨光华又写了一个条子送去，内容是：“中央局去找你的人是不许一般人认识的，你不去，他就不去找你。”这意思就是，找他的人是中央局的重要负责同志，既然重要负责人亲自去找他，那中央局并未怀疑到他。更重要的是究竟是哪一位负责人，非他自己去不能识别，他如果还想要继续搞鬼，就非去不可。果然，“老龚”回条更简单，只有“完全同意”四个字。1934年
9月15日早晨7点，“老龚”到指定的公共租界四马路昼锦里37号谦吉旅馆开一个独人房间守候，使用姓名为“熊国华”。
16日晚上，夜浓如墨，
11点30分，旅馆来了两个人，声称是“熊国华”的朋友，通过登记簿，得知熊所住的是二楼34号房间，敲开门后，来人立即朝“熊国华”连发数枪，随即撤离现场，消失在夜幕中。当巡捕赶到时，“熊国华”浑身是血，尚存一息。巡捕将“熊国华”送进了仁济医院，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巡捕房每日派人轮值监护。
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因为“熊国华”认识自己，害怕他带着敌人来抓自己，又逼迫特科务必在一星期内处死“熊国华”，邝惠安等人为了执行盛忠亮的命令，进行了多次讨论和反复侦察，作了很精密的布置，邝惠安亲自任总指挥，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敢精神，毅然决定再次实施锄奸行动。
9月26日下午3点40分左右，仁济医院刚过探视病人时间不久，邝惠安等特科英雄4人走进医院大门，假称探视病人，当门卫上前索要特别探视证时，其中两人掏出手枪控制了门卫，邝惠安等二人飞奔至“熊国华”的病房，连开数枪当场击毙
“熊国华”。在撤离现场时，特科遭遇租界布置的警力。狭路相逢，勇者胜！邝惠安等人再奋神威，以矫健的身手和精湛的枪法，击伤老闸署253号华人巡捕，击毙721号法人巡捕，随后成功脱离现场。
“熊国华”被刺杀事件轰动了大上海，对党内的叛徒们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打击了国民党特务们嚣张气焰，也坚定了进步群众的革命信心。
9月22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九亩地抓获中共特工张阿四，张随即叛变招供。这一切使中央特科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陷入危险困境。
9月27日，公共租界警察在上海反动公安局的协助下，大举展开抓捕特科成员行动，他们在成都路路上逮捕了邝惠安，一日之内特科35名相关人员被捕，被抄获枪支37枝、子弹万发、手榴弹一箱、文件、杂志和仁济医院暗杀计划图等。
9月28日，身陷囹圄的邝惠安等同案10人由成都路捕房押解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事法庭讯问。在法庭上，邝惠安等人泰然自若地回答，自己是抗日义勇军军事委员会特务组成员，熊国华是危害民族的汉奸，因而要杀他。他们坚持立场没有供出其他关键的东西，所以既保护了其他人，也未给地下党造成损失。
1934年10月29日，黔驴技穷的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正式开庭公开审讯邝惠安等人，指控他们犯有人命重案。11月29日，法院再次开庭，邝惠安等人正气凛然，始终如一，当最后法官问他们有何话说，邝惠安慨然答道：我们并不是为私仇，是为国家民族奋斗。其他几人也都如是声称，并不是为什么个人利益，亦不是要享福的。这些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体现了特科英雄英勇无畏的革命风范和坚贞不屈的磅礴气概。
12月6日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正式宣判邝惠安、赵轩、孟华亭、祝金明等特科英雄4人死刑 ，将他们从上海押赴南京。
1935年4月13日下午4时，邝惠安、赵轩、孟华亭等人于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的刑场上，被“套以麻绳”，“绞决木椿”，慷慨就义。邝惠安牺牲时，年仅3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