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曾有大量满族志士献身

1912年2月12日，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中国同盟会早期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在1908年2月的社论表示，要反对的是清朝的贵族统治者，而非满族这个民族。事实上，同盟会后来吸收了包括满族和蒙古族在内的各民族志士共同革命。

就上层王公贵族来说，1900年曾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满族王公大臣，有的在北京城破后全家战死或自尽，逃出北京城的也大多被八国联军列入祸首名单，由慈禧太后下令杀害或流放、充军。虽然这些王公贵族大多是出于愚昧排外或宫廷政治斗争而支持义和团，但慈禧照着洋人开出的名单一一惩处的做法，无疑极大损害了清朝统治的威信。

个别被通缉的王公被民众掩护隐居，参加了推翻清朝的运动。例如，1911年，端王载漪躲在宁夏定远营（今内蒙古阿拉善盟境内），准备联合哥老会攻城。经历庚子国变之后的满族上层王公贵族，真正忠于清朝的人已经很少。

就普通满族民众来说，满族聚居的东北和北京，在短短10年内遭受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沙俄侵占东北全境和日俄战争等4次浩劫，前3次清政府都以混乱的组织抵抗开始，以屈膝投降告终，甚至惩办参加抗击侵略的满族官兵，最后一次连抵抗的姿态也不做，这让满族民众思考，一个完全不能保护家乡的政权，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此外，清朝由于八旗制度的存在，对于满族人行动自由的限制，比起对汉族人民更严重。清朝灭亡，对满族中下层民众来说，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上看，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清末新政已经废除了旗人的特权。在经济上看，一般旗人拿的是固定的钱粮，在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生活日益窘迫。

1898年戊戌政变后，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主张实行“三权分立”的礼部左侍郎阔普通武、参与戊戌变法的湖北巡抚曾鉌、工部笔帖式志锜等满族大臣也被贬官或革职。此后，先进的满族知识分子也和先进的汉族知识分子一样，开始转向革命。革命党人很快意识到发展满族会员的必要。

早在1906年，孙中山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到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孙中山斥责清政府已成为列强的代理人：“故欲免瓜分，非先排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这一主张，逐渐引起满族中接触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鸣，他们对清廷日趋绝望，终于走上革命道路。

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给东北的满汉等族民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清政府竟然划辽河以东为“战区”，宣布“局外中立”。奉天（今沈阳）的满族青年张榕在北京的译学馆学习俄文，日俄开战后，他到兴京厅（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和吉林海龙一带组织自卫军，武装抗击日俄，以“东北三省保卫公所”名义发表宣言：“国土存亡，端赖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强邻之野心，为政府之后援。”

清朝以“局外中立”为由，电令盛京将军增祺查禁张榕等人的活动，后将其逮捕入狱。1908年，张榕出狱，逃亡日本，参加了同盟会，他与国内同志函电来往，他的姐姐张桂也奔走关内外做革命工作。

1907年，满人云祥、庆厚等领导的“吉林公民保路会”抗议清朝出卖吉林省铁路权给日本，进京请愿，被清政府拒绝。

1909年，日本迫使清政府签署《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在东北夺取筑路等新特权，此时，东北地区的满汉青年共同反侵略，在《东北三省留学北洋军界同乡录》（共列名105人，其中满人43人）的序中说：“东北三省地邻俄日，甲午一战，扶桑三岛之武士道凭陵于南满；庚子之战，哥萨克铁骑横厉于吉江。辱我官吏，暴我人民，据我矿山，啖我森林，国权之不振，孰有甚于此者哉？”

这些参与爱国运动的东北满族知识分子，后来有不少人成为东北地区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

辛亥革命时，东北三省远离南方革命势力，其起义是在同盟会影响下，由满汉人民自主进行的。

1911年秋，满族聚居区辽宁凤城爆发起义，满族人鲍化南联合汉族人刘雍等，号召民众剪掉辫子，实行“耕者有其田”，组织起满汉农民革命军。庄河（今辽宁省庄河市）各族联合的革命军也提出了“除莠党而成新政，去酷吏而享自由”，“使满、汉、回、蒙共建立中华民国，永享安夷”的口号。

1911年11月17日，以镶黄旗人张榕为首的革命派在沈阳成立了“联合急进会”，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领导机构，明确提出“响应南方，使清帝不敢东归……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的革命口号。

一个多月后，张榕、恒宝崑（又名恒六，正白旗人）、田亚斌等人就被赵尔巽（时任东北三省总督）派张作霖杀害。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南京特别为张榕举行了追悼会。

吉林省的革命，也主要是由满族人领导的。曾任吉林自治会会长的松毓（姓赫舍里氏），得到同盟会员杨策（满族，原名文耆，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的支持，创立《共和报》，宣传新思想，任联合急进会吉林分会会长。在吉林策划武装起义的满族青年恩溥、承志牺牲。

黑龙江省各界则推举产生“黑龙江国民联合会”，该会发布《通告书》，号召满、汉、回、蒙、索伦（今称鄂温克）、达呼哩（今称达斡尔）各族联合起来，“化除私见，共矢公忠”，拥护共和。该会有赵凯、博经五等满人，也包括蒙古族和回族等民族的人士。在1911年革命力量组建具有新政权性质的“新民爱国委员会”，委员中也包括文采臣等满人。

张榕等革命党人策动的东北三省起义虽未完全成功，却粉碎了东北三省清兵入关拱卫京畿的计划。

另外，也有先进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加入革命。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曾拟定了由国内北部支部负责在蒙古地区发展组织、开展活动的计划。1906年起，山西同盟会组织陆续派王建屏等人到内蒙古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活动。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云亨、经权、安详等加入同盟会，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在革命大潮到来时，大部分满蒙贵族和普通官兵也未抵抗。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于1911年10月辞去摄政王之位，皇族内阁也自行解散（13名大臣中有7名皇族）。内地各省的满族军官统帅的驻防旗兵，除了西安、南京等少数几处发生战斗外，大都与革命军达成协议，放下武器。

驻京蒙古王公曾反对共和政体，但到1912年1月下旬，看到共和已是大势所趋，蒙古王公们也就转变立场，在1月29日的御前会议上表示：“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他们还于2月1日致电孙中山，称赞共和建国蓝图：“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使全国人民得享自由幸福，规划之宏，寰烁古今”。

这些满蒙上层人物，无论是出于什么考虑，他们能审时度势，赞成共和，避免了革命中更大的流血，使得革命呈现出摧枯拉朽的趋势，避免列强乘机干涉，作出了历史贡献。

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给蒙古诸王公的电报中说：“今全国同胞见及于此，群起解除专制，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究之政体虽更，国犹是国。故稍有知识之满人，亦莫不赞同恐后。”

1912年2月12日，在清帝退位当天，民国政府公布了《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明确了民族平等的原则。

1912年秋，孙中山在西四广济寺会见了北京各界旗人代表，表扬广大北方旗人顺应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潮流，内地驻防旗人大部分和平解决。摘编自北京《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