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萧冬连 谢春涛 朱地 乔继宁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一线”与“二线”
国际反修、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文化批判，这一系列的斗争，使气氛越来越紧张，反修斗争不仅使农村基层干部惶惶然，使文化界人人自危，而且使党本身乃至中央内部的关系极不正常起来。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尤其是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急剧地发展。
说到“一线、二线”体制，这其实是毛泽东本人的主意。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谈到“一线、二线”问题，他说：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这虽然是毛泽东后来的说法。但没有根据怀疑毛泽东的为了“国家安全”搞“一线、二线”的考虑。但50年代后期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辞去国家主席一职，还有一条理由，是要摆脱“杂事”，“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不满足当“政治领袖”，更希望当“精神领袖”。战争年代精力充沛，正如他年轻时所说，既有“圣贤传教”的一面，又有“豪杰办事”的一面。正是这“两面”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中无人可以替代的地位。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很多，国家主席一职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不胜其烦。毕竟年事渐高，体力不支，他想摆脱“杂务”，专注于研究，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处于一线。而且毛泽东事实上指定刘少奇为自己的接班人，1959年4月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1961年9月，毛泽东又讲，以后“两个主席都姓刘”。
然而，这种“一线、二线”体制和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制度，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一线二线”的关系。什么需要呈报“二线”决断，什么可由“一线”处理，全凭信任。毛泽东退居二线，专注理论，但他决不是书斋理论家，他希望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指导实践。起初，他自信不当国家主席，“个人威信不会……有所减损”，“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然而，正是他退居二线之时，发生了庐山会议、三年困难这一连串的事变，他自感威信受到了减损，而且越来越感到自己被冷落、被架空。
尤其是当他认定1962年上半年的政策是“右倾”、“动摇”，“是压我的”以后，产生了对第一线尤其对刘少奇的不满。1962年召开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把问题“抖出来”，是对第一线的一次严重警告。
1964年，从反修防修出发，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却迟迟推不动，就是有些人不下去。为了落实毛的指示，刘少奇叫中央组织部长具体安排，并且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这样一来，全党闻风而动。只北京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就下去了一千多个。这给毛泽东深深的触动，大权旁落了。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赫鲁晓夫被赶下去，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这不能不对毛泽东发生影响。
在1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恰在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关于运动的搞法，毛泽东实际上不赞成集中力量搞“大兵团作战”，不赞成运动主要依靠工作队扎根串连、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从他多次批复刘少奇的做法的批示中，可以体会到，“同意”是很勉强的。1964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上各地代表反映了“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就连毛泽东赞扬的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也受到了冲击，还是周恩来亲自发话，保陈过关的。这很容易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