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解放后，政府为了限制嫖客去妓院，曾经想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办法，他们将“嫖客查讫”的大圆戳子盖在嫖客们的身份证、货单、甚至衣领子上，以至于许多嫖客一见到警察就大叫：“快跑！盖戳子的来了！”一时间传为笑谈。为了彻底清除妓院，聂荣臻市长于1949年11月21日下午5点30分宣布立即封闭全市妓院，次日凌晨五时许，全市224家妓院在大规模的集中行动中被全部关闭，共集中妓女1316人，统统送入妇女生产教养院进行思想改造。教养院下设八个所，集中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等14家妓院内，这次历史性的封闭妓院的行动，从通过决议的时间算起，前后只用12个小时，北京市就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扫黄”。
现在的韩家胡同以前叫韩家潭，“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就在这里，管教干部们曾经组织学员们自编自演她们的苦痛经历，《苦尽甜来》、《跳出火坑》、《再生》等一批短剧让许多姐妹大哭失声。她们控诉批判罪恶的领班、老鸨，罪孽深重者被判刑或正法。当时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枪毙领班黄树卿时，他被插上招子，扣上手铐，去天桥刑场执行。其间，卡车由西四绕到东四，经过灯市口转往王府井大街、东长安街、前门并特意经过‘八大胡同’，当卡车经过韩家潭时，教养院的400多名学员整队观看，卡车缓缓地从她们面前驶过，她们兴奋地高呼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姐妹翻身万岁！’
“1950年后，以上学员统统有了幸福的归宿，596人与工人、农民、店员、摊贩等结了婚，379人被亲属领回家，62人参加了剧团和医务工作，8名被送进安老所，还有62人被查出是妓女兼领家已分别另案处理。最后剩下的无家可归和有家难归的209人，政府为她们成立了新生织布厂，当了工人。对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们（包括妓女的子女和领家买的女孩）政府也想得很周到，43个送到了育幼所，24个随母亲走了，还有3个由农民领去抚养，年龄稍大一点的就让她们到工厂学技术，94个孩子各得其所。”
改造后姐妹们的生活
改造后的姐妹们有的嫁了人、有的有了工作，有的就住在八大胡同所在的大栅栏地区。老街坊们都很关照，言语中从不触及她们的过去。倘若邻里纠纷，“亲娘祖奶奶”骂出口在所难免，但谁要是语出“妓女”、“窑姐”一类的龌龊话，就会立犯众怒，这种缺德的、挨千刀的骂人话，在“八大胡同”一带往往被视为绝骂。小时候，胡同里住着一个曾经的妓女，终日神情抑郁。因为知道她的身世，在胡同里看到她，总会生出莫名的厌恶甚至恐惧，在孩子的潜意识里，她们往往是丑恶旧社会的形象代言人。上世纪60年代末，在大栅栏街道上兴起了一个“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运动，所有的家庭妇女们都被鼓励离开城市回原籍务农。那以后，再没见到她，据说是受不了城市生活的压力回老家去了。
上世纪60年代“文革”之初，一大帮人起着哄，杂乱地穿过大礼纱帽胡同，经棕树斜街往韩家胡同走着，人群中间，一个脸上被各种颜色涂抹得一塌糊涂的中年妇女低着头，脖子上挂着写有“反动妓女、破鞋×××”的大牌子在游街，她自己手里拿着一面大锣，边敲边有气无力地喊：“我是反动妓女、破鞋×××———”反动和妓女，破鞋和妓女？没有人去深究其中混乱的逻辑关系，因为那原本就是一个精神倒错的年代。她的一头散发被人撕扯着，上面满是人们吐上的唾沫甚至黏痰，间或有砖头砸过来。她头破血流、孤立无助地走在“八大胡同”，从大礼纱帽胡同、棕树斜街、陕西巷、百顺胡同到韩家胡同。仿佛旧地重游，再重温一回跨时代的耻辱。
“文革”后，“八大胡同”恢复了平静，昔日受苦受难的姐妹们才开始了她们安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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