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正史中，一般都有《舆服志》章节。舆，即车、即辇、即轿、即座驾。什么级别的官，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在汉代，由于秦末战乱的影响，马一匹值百金，连天子出巡，想找到四匹同一颜色的马来拉御辇，都感到为难，公卿将相出门，就只好坐牛车了。不过，坐牛车办公的汉帝国，其开疆拓土的气魄，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宏大浩伟的。由此可见，代步工具的优与劣，和政务业绩是不挂钩的。从古至今，座驾这东西，虽只不过是官员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种象征，只要头戴乌纱以后，就没法排除对于座驾的关注情结。
明、清两代，那时没有汽车，用四人或八人抬的轿，或者，用两人抬的肩舆，作为官员的座驾，黄土垫地，净水泼街，鸣锣开道，肃静回避，也是神气活现，路人侧目。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不已。车的优劣和权的大小成正比，车越好者，权越大，车一般者，权一般，无车可坐者，自然也就无权了，只好垂手站在马路边，吃那汽车疾驶卷起来的灰土扬尘，和超标的尾气。
当然，历史上也有对于车、轿、辇、马，不是十分在意的例外，朱元璋就是一位。因为这位皇帝颇有些窥阴癖，好私访，经常蹑手蹑脚，潜行于金陵城的街头巷尾，探察民情，有车也不用的。由于出身贫寒的缘故，知道百姓的艰难，所以，在克勤克俭这方面，他倒称得上是个楷模帝王。据《明史》，有一次，有司奏请，要把他乘坐的轿子装饰一下，需用黄金若干。他说，不必了，用铜就可以。臣下讨他的好，“陛下，即使用纯金，又能费多少？”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由于朱皇帝的带头作用，从《明史·舆服志》里，看到一系列关于乘坐车轿的规定。“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盖自太祖不欲勲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
但是，有令不行，有法不依，有禁不止，而且违法不纠的话，那么，这个法令，便成了有名无实的一纸空文。《明史·奸臣传》中，那个与严嵩勾结，总理全国盐政，发了大财的都御史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记。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綵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按说，照祖宗规定，超过四人抬轿者，就要受纠劾，可这个严嵩的死党，不但抬轿者超过指标六倍，而且还残忍地使用了女性，这种荒唐的行径，在他没有完蛋之前，谁又能奈他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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